虽然南方实际上的清田进程比杨伦预计要慢，但是看杨伦递回来的奏折，邓瑛发觉湖北一代已经快被杨伦翻出底子了。再南下，即要入江浙。

浙江和湖北的情况不大一样。

湖北虽然有荆国公这样的国亲在，但这些人只是场面吓人，实际上是没有实在官权的太平富贵门户。

浙江的则更为复杂。

何怡贤虽然不是浙江人，但时任浙江巡抚的陆通，当年入仕的时候，被白焕等人鄙弃人品和学识，一怒之下，走了何怡贤的门路。没想到还真的走通了，后来一路官运亨通，成了要害之地的封疆大吏。

而杨家自己的根基虽然在浙江，但杨家的老爷子一直在观里修炼，早就不理家务了，由着几个不读书的纨绔子弟，仗着杨伦在内阁的地位，和官门做棉布生意。杨伦离得远，一年到头过问不到几次，家业之下，到底有没有吊诡的隐田，杨伦自己也不知道。

他要动其余人的吊诡田（1），便要先办自己家。

这已经很难了，再加上有地方大吏的掣肘，稍不留意连性命都有可能被坑害掉。

邓瑛记得，五月底的时候，南方曾传来一个消息，说杨伦在南下浙江的船上失足落水，后因惊风，病了一场。后来杨伦亲自上书皇帝，说只是谣传。

对杨伦而言，清田是一鼓作气的事，再二衰，三而竭。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因病被调回京。但他未必不知道，此次落水是有人刻意谋害，就像邓瑛和杨婉皆深知，鹤居案背后的人，也像何怡贤一样，盯紧了这一本就要到底的《清田策》。杨伦不会对这些人留余地，他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放在司法道上，也绝对说得通。

大明百年，无数年轻干净的文人，像杨伦一样，前赴后继地做着政治清明的虚梦。

可那终究是虚梦。

不挨上那么一刀，钻入泥淖里，如何知道明暗之间的灰浪有多么汹，翻天不过在君父的一念之间。

邓瑛闭上眼睛，这几日他的确有些累，夏日炎热，又少睡眠，陡然松弛下来，眼皮竟沉得厉害。他放下书，抱着胳膊在床上侧躺下来。

天气太热，邓瑛不愿意盖被，甚至还留着窗。

水波的影子清凌凌地印在窗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