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

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不过，因为朱瞻基重视真理教，只将儒学作为思想奠基，所以薛瑄这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

他在晚年掀起了儒家正宗之说，批判真理教学术只能为用，不能为体，“体应大于用”之说，在民间引起了不少学术之争。

如果仅仅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朱瞻基能够忍他，因为朱瞻基很清楚，薛瑄说的是对的。

真理教实际上就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可以发展经济，却不能充实人心。

大明想要长久稳定，离不开儒家的学术影响。

但是儒学可以为体，却不能为用，真要以儒学为用，大明又会走上历史的老路。

所以薛瑄将学术之争，引到官场之上，并且人为地对不同官员进行派系划分，这就是朱瞻基不能接受的。

正统三十七年，朱瞻基将他削职为民，赶回了老家，让他在老家著书立言。

薛瑄的削官，也代表着儒学在朝廷的大溃败，从此以后，所有官员以专业为主，只有礼部依旧属于是儒家的大本营。

礼部把持儒学，以教育为发展根源，这也是符合大明利益的。

所有的孩子，从小应该学习儒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畏惧，忠君爱国，并且有大一统思想的奠基。

孩子们从小学习儒家思想，长大了再学习专业知识，小时候丰体，长大了擅用，才是真正的人才。

在后世，儒家思想被完全认为是封建糟泊，只会导致民风败坏，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