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卫国战争时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素质，在艰苦的环境表现出了往我的战斗精神，而在和平时期，作为一个优秀的干部，领导了地方州委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各种岗位上表现出来了优越的品质。”谢洛夫宣读着这份马屁文，“经过苏联国防部的决定，现授予勃列日涅夫同志上将军衔。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谢洛夫宣读完毕之后，军乐声响起，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勃列日涅夫佩戴上将军衔，其他国防委员包括谢洛夫则同时鼓掌，谁能给苏联中央第一书记授衔？谢洛夫可以说自己做到了，至少委任状是他宣读的。

很快谢列平代表团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勃列日涅夫列宁勋章，而在第二天，在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之下，最高苏维埃授予谢洛夫、切布里科夫、博布科夫、齐涅夫和茨维贡五人以列宁勋章，算是投桃报李。

随后则为了表明对克格勃的信任，对切布里科夫、博布科夫、齐涅夫和茨维贡进行了授衔仪式，把四个人的军衔提升为上将级别。对谢洛夫则给与了公开表扬，盛赞国家安全总政委谢洛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果决表现，在真理报上公开声明苏联中央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绝不是有些国家恶意揣测的那样。

第631章 苏伊条约

在西方看来，这只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妥协，向强硬派达成谅解的讲话。其实他们并没有猜错，刚刚上台还不到一年的勃列日涅夫，确实是个弱势的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当中最大的团体是柯西金的政府部门委员，有老资格的苏斯洛夫，有波德戈尔内的门徒谢列斯特，剩下则是掌握党务的勃列日涅夫二人组，还有监察权利的双谢组合。

但这个过程，西方猜错了，勃列日涅夫在处在劣势的时候是十分谨慎的，面对着在各种部门占据领导地位的共青团干部，以及强势的柯西金团体，他更多的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现在的勃列日涅夫说的最多的就是团结，团结一致，直至胜利。

在授勋完成之后，勃列日涅夫还专门和谢洛夫进行了沟通，表示愿意提升克格勃的待遇，不过被谢洛夫拒绝了，“作为一个执法机关，我到不认为非要像舒里克说的那样，一个个都无欲无求，对于提升一下克格勃的总局级别干部的权威，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提升整体的权威性，对我们部门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加起来已经接近两百万人，一旦克格勃的权威性得到提升，有可能对地方干部造成影响。”

“尤拉，你说的对，确实我有些欠考虑了，当前我们是要深化改革，把我们国内本应该取得的潜力完全挖掘出来，这样各部门紧密配合就很好。”勃列日涅夫没有坚持己见，在一些政策上他是非常谨慎的。他不会像是赫鲁晓夫那样，觉得不错就做了再说。

其实勃列日涅夫算是一个谨慎的改革派，前提是改革没有出现问题。历史上在他上台的头几年时间，一直对柯西金的改革都给予支持。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自由主义倾向之后，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后果，谨慎的风格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便让柯西金的改革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最终无声无息的停止了改革。

柯西金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和捷克斯洛伐克出事是有很大关系的。而现在，谢洛夫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伊拉克、印尼和苏丹的潜力，都足够让苏联挖上几年时间，根本不需要担心出现剧烈的社会变革，把这几个国家的潜力完全挖掘出来，苏联的经济肯定比历史上发展的还要快，因为苏联的经济体系的规模总量已经在增加了，所做出的选择余地自然更多。

苏联唯一的短板，谢洛夫认为就是怎么玩，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是有限的，但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无限的——这恰恰是苏联的软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对人民的文化生活领域进行强力的干预。强调正能量，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匮乏。当苏联人民开始接触到西方的五光十色、活力十足的文化产品之后，对西方的自由生活产生了向往。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怀疑。

苏联的文化劣势，在谢洛夫看来简直比因为身处寒带受到自然制约的农业还要弱。平心而论苏联在这方面下达了大力气，文化宫、电影院、广场、休闲设施这种东西几乎是标配，但就是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学好很难但是学坏很容易，那种好的坏的都有的文化，比苏联文化部提倡的社会主义教育有吸引力多了。

要想扭转这方面的局面，最终谢洛夫把希望寄托在了西欧的白左身上，只有让这群道德感爆炸的家伙，在西欧推行比苏联都要不切实际的政策，苏联才有机会扭转现在的局面。比如苏联提倡男女平等，克格勃就想办法找女权主义者出来在西欧恶心苏联人。西欧提倡多元化，克格勃就帮西欧搭建移民的桥梁。西欧第二国际的社会党说自己更加社会主义，克格勃就制定出来高昂的福利政策，通过渠道去造势实施。

“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马上就要来了，这次把伊拉克纳入我们的贸易体系，就可以在中东定下一个钉子，我们没有完全截断欧亚大陆，但也差不多了，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就可以完成这一点。”谢洛夫毫不掩饰地说道，“我觉得我们能赢，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