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姐不假思索：“过敏党的人还有好的吗？就是反革.命分子。”

陈立恒先听不下去，立刻反驳：“我记得毛主席在起义军舰官兵的电报中说了，热烈欢迎你们的英勇的起义，你们就将是参与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照你这么说，毛主席说错了？”

吴大姐吓了一跳，立刻否认：“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要跟过敏党反动派混到一起吗？”

田蓝才不怕她呢：“他已经起义了，他弃暗投明，这些起义官兵都为中国的海军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而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是过敏党官兵的一员，就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不符合我们统战工作精神，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眼看两边要吵起来，王上校赶紧调停：“好了好了，不要吵，我们要尊重事实。如果白峰同志真的是被错划的，那肯定得为他平反，还他一个清白。”

话虽然这么说，但事情却非常难办。

因为尽管白峰是在研究所被划为右的，但他后来已经坐牢，此后的人生究竟怎么回事，研究所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组织关系也不在所里。即便要为他平反，从程序角度上来讲，这事儿也不归研究所管。

但白峰认准了研究所，不管王上校怎么解释，他都颠来倒去地重复自己的清白。

田蓝叹王上校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赶紧加了两句：“还受委屈的同志一个清白，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你不管我不管，所有人都说跟自己没关系，那被冤枉的人要怎么办？含冤致死吗？”

她一提为人民服务，王上校想说出口的话，都只得咽回去。

话糙理不糙，忠言逆耳。

虽然它们不管这事儿，从规则上来说，没任何问题。但就道义来讲，确实挺不像话的。

别的不讲，就这位白峰同志现在的精神状态。想让他离开研究所，自己去找监狱搞清楚现在的组织关系究竟落在何处，那完全是强人所难。

王上校无可奈何，只能点头接下这颗烫手山芋，还招呼自己的下属：“吴大姐你查查看，当初他是被送去了哪家监狱？冯主任，你安排下，好歹先给人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安排地方坐下来。对了，看看他还有没有亲戚朋友在本地，他这个样子，得有人陪着。”

其实白峰在研究所是有老熟人的。

最早筹建研究所的时候，他作为少有的专业人才，就参加了筹建工作。甚至现在所里的一些领导，当年都是他的下属兼学生。

建国初期，我国的海军是完全从零开始的。专业人才少的可怜，这些起义的官兵当年去国外接受过现代海军的教育，有文化，有经验，就成了最合适的老师。夸他一句桃李满天下都不为过。

但自从白峰被划为敌人之后，谁还敢跟他有接触呢。

老职工们都知道，当时副所长为他说话，认为他提的意见“外行指导内行容易出事，应该尊重专业技术”算不上错误。结果副所长也被打成了敌人，后来被折磨的不行，直接在办公室上吊了。

从那以后，更加没人敢触这个霉头。

而白峰又是个执拗的人。其老右分子都晓得夹着尾巴做人，坚决不跟领导硬杠。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坚持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不停地上诉。

上着上着，他就直接被抓去了大牢，好像判了10年。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大家就说不清楚了。

见所有人都不愿意凑上前，王上校开始犯愁。白峰的精神不好啊，要是他在这儿乱跑乱撞，闹出事情可怎么办？

陈立恒自告奋勇：“这样吧，在他家里人来之前，我们先帮忙照应着。”

顾成刚也附和：“我们现在也没具体工作，我们负责照顾他吧。”

他觉得这老头很可怜，也觉得命运真是无常。

当初这些人起义，是怀揣着奔向光明的心将船艇开向延安的，结果后面几十年的风雨，让他们倍受命运的捉弄和人生的艰辛。

王上校长长地舒了口气，立刻敲定：“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放松。”

他又将田蓝叫到旁边，小声叮嘱，“白峰同志的身份，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你们还是要提高警惕。”

田蓝赶紧点头答应，催促他道：“上校，这个事儿不能耽搁，你们得赶紧解决。他也太惨了点。”

王上校同样唏嘘，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风雨。类似的事情他看多了。当初他在大连海军学校求学的时候，就有相同背景的老师遭遇了差不多的命运。

那位老师因为受刺激过度，完全疯了，拿螺丝刀在儿子脑袋上扎了6个洞。人家五口人原本依靠他工作养活，结果可想而知。

1978年开始平反的时候，他去看望过那位老师。

当初那位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又废寝忘食工作的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呆呆的，日常生活都必须得靠家人照顾的精神病人。

命运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王上校叹了口气，点头道：“我们会尽快调查的，争取早日还他一个清白。”

他并不相信所谓的“反革.命”的罪名。

当初搞三返五返时，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随意。相反的，人证物证都列得十分详细。

后来反.右扩大化之后，甚至给各个单位下达必须得有多少名老右的指标，情况才迅速恶化。不少人都是被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是仅仅发了几句牢骚，就戴上了那顶沉重的帽子。

泼脏水简单，几句话的事，可要想恢复清白，就成了痴人说梦。因为脱了帽子，依然是脱帽老右。类似于出狱的犯人，还是犯了最令人不齿的那种罪名的犯人，永远会被社会歧视。等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时候，作为最大恶极的5类分子，他们首当其冲是被折磨的对象。

看看白峰现在的模样，就能想象他这么多年的遭遇究竟有多悲惨。

陈立恒和顾成刚先带白峰去洗澡。不把身上洗干净了，他这样根本进不了宿舍楼。

田蓝和方秀英帮不上忙，索性先回去看电视，继续自己的翻译记录工作。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她俩看时候不早了，这才收拾东西回宿舍。结果还没到宿舍楼下，就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一堆人跑来跑去，嘴里大喊着：“赶紧送医院。”

田蓝瞧见陈立恒奔跑的身影，他背上还趴着个人。

她有心想问对方怎么回事，却明白此时此刻他根本没时间回答。

研究所的车子开过来了，陈立恒直接带着病人跟车跑了。

剩下田蓝赶紧询问其他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惊魂未定，说话也结结巴巴：“不，不知道，好像自杀了。”

田蓝和方秀英都吓了一跳，怎么会自杀呢？研究所都已经答应要替他平反。陈立恒他们带他去洗澡的时候，他看上去也不像是要寻死啊。

可大家伙儿知道的事情还没她俩多呢，对于她俩的追问，大家都摇头。

两人没办法，只能先回宿舍。

田蓝原本还想等陈立恒回来，结果到三更半夜她睡着了，也没见人影子。

直到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刷完牙，正要洗脸的时候，才看见陈立恒胡子拉碴的回来。

这人毛发重，胡子一天不刮就跟土匪似的。

她赶紧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立恒摇头，情绪低落：“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犯病了。他应该不是第1次自杀了，昨晚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脖子上有勒痕，陈旧伤，很可能也是像这回一样拿铁丝勒的。”

白峰的身体十分糟糕，这次一住院，查出了一堆毛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不说，还有肝炎。也许他是因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才想不开要自杀的。

田蓝伸手摸了摸丈夫的脸，柔声安慰他：“先洗脸刷牙，好好睡一觉吧。既然研究所已经答应管这事儿，肯定不会半路撂挑子。”

陈立恒点点头，也不逞强：“行，那我先补个觉。”

白峰现在又找不到家人，后面少不得要他们多费心。

他俩对研究所的信任没有错付，王上校等人的确积极调查的情况。

1956年，白峰被判入狱十年，但还有三个月就刑满释放的时候，因为突然间要抓的人变多了，监狱放不下这么多人，他又被送去了劳改农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

当时白峰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新生，遭遇的一切要结束了。结果后面的际遇让他深刻地明白了先前的一切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运动来了，他曾经的国.民.党官兵身份让他成了农场最底层的人。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他，欺负他的妻子和儿女。

农场甚至有条极左的规定，因为他是右.派，所以他的子女不允许上中学。小学毕业之后，就必须离开学校。

妻子觉得这样不行，想跟农场的领导求情，却遭受了侮辱。后来那位领导被另一派打倒的时候，这件事捅了出来。他的妻子又成了人们口中的破鞋，最后不堪屈辱，投水自尽了。

而他的一双儿女，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跟家庭划开了界限，批.斗的父亲的时候，永远是最积极的存在。

可即便这样，他们依然不被革命小将们认可，那些人嫌弃他们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定，他们积极投身到武.斗中，生命永远定格在15和16岁的年华。

从那以后，白峰就彻底疯了。有的时候他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他大喊大叫，有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

但他是个文疯子，连发病的时候都只伤害自己，从来没攻击过别人。

所有人都说他傻，既然都已经疯了，为什么不宰了那些欺负他和他家人的畜生？

可这个疯子心心念念的不是复仇，而是要证明一个清白。他人生所有的不幸，是从这个清白丧失开始的。

就算他疯了，他依然坚信，如果不是被扣上了□□的帽子，他和他的家人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

可谁又会给一个无儿无女无家人的疯子平反呢？就算不给他平反，谁又能找他们的麻烦呢？

所以从1978年到现在，谁也没管白峰的事。

纵然如王上校这种见多了人间悲欢离合的人，在看到厚厚的卷宗记录后，依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甚至感觉言语苍白，没有任何字眼能够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

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