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费用还不包括艾滋病人定期cd4细胞计数和病毒载量的检测费用，也不包括艾滋病病人危急情况下抢救的费用。”

袁复生忧心忡忡地说：

“这样一笔不菲的费用，把大部分艾滋病病人挡在了医院大门之外，令很多艾滋病病人无法接受到正规的医疗服务。

“造成这样的结局来自两个方面的加持。一是除了少部分经济条件好的艾滋病病人可以承受之外，大部分艾滋病病人是无法承受的，得病了也医不起。

二是艾滋病潜伏期长，有的几年有的十几年，这样长的潜伏期让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着侥幸的心理，他们不愿意来医疗机构做复查。

“因为一旦复查结果cd4细胞计数降至三百以下就得来住院治疗，昂贵的治疗费用让他们望药兴叹，导致这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有意规避检测，令艾滋病感染者的管理随访变得十分被动。”

袁复生反映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赵安全在对纳入艾滋病感染者管理的随访中就经常遇到有意规避的情况。

赵安全接近十余年的防艾工作，让他在临江县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每当他走进村寨和城镇小区，很多认识他的人经常调侃他：

“赵安全来的地方，看来又不安全了。”

这里的“不安全”是指发生了“艾滋病疑似病例”和“传染病”的意思。

他的高知名度让他开展艾滋病感染者管理随访工作时常陷入被动，因为他的身份摆在那里，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保护非常不利。

有一次，他走进一个偏远乡村去随访一名艾滋病感染者，那名艾滋病感染者看到他进入院落，就翻过墙头准备开溜。

幸好赵安全经常到他家来，知道那名感染者唯一的逃跑路径，严严实实把跑路者堵了个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