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袁绍顿时被魏聪问住了，他当然知道魏聪的意思，但无法睁着眼睛说瞎话，只得低声道：“是宦官！”

“很好，那我问你，若你是先帝，你会觉得宦官是忠臣，还是士人是忠臣？”

“话不能这么说，即便宦官当初有灭梁氏之功，先帝也以恩赏酬劳，岂能一概而论！”袁绍反驳道。

“本初呀，我们说句大实话，平时当大汉的官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忠臣。就好比我，先是当讨逆校尉，后来又当上交州刺史，护百越校尉。虽说也替朝廷、替天子做了一些事情，但我自己的好处其实更多；

你们汝南袁氏也一样，若是我记得没错，你家起家是先祖袁良，以《孟氏易》起家，汉平帝时为太子舍人，自此之后世代为官，到汝四世祖袁公安时，已为三公，自此以后，每代皆有人为三公，你家也随之成为天下有数的士族，钟鸣鼎食之家。你说，当大汉的官是不是件大有好处的事情？”

听到这里，袁绍已经面沉如水：“你是说我们袁氏先祖们急于私利忘了公事？”

“我可没这个意思！”魏聪笑道：“俗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先帝看来，士人们个个嘴上说得好听，可当初梁氏专权跋扈之时，也没看到几个人抗命梁冀，而投至其门下，换取高官显爵，趋炎附势的士人要多少有多少。

愿意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冒着满门族灭的风险和自己和梁氏拼命的只有那些阉人。若你身处先帝之位，宦官和士人谁才是真正的忠臣？”

这一次，袁绍终于词穷，半响之后他低声道：“这些话，你曾经和别人说过吗？”

“未曾，本初是我第一个说的人，今后恐怕也不会和别人说了！”

“好吧！”袁绍叹了口气：“这样最好，你方才说的那些，若是传出去只怕是骇人听闻，不说别的，天下士人就饶不了你，哪怕你手握重兵，千夫所指的滋味也不好受！”

“本初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魏聪笑道：“我并不是说士人并非忠臣，而是说是不是忠臣，不应该由天子一人决定。或者说，大汉之事，不应该由天子之是为是，天子之非为非。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天子一人之天下。”

袁绍吃了一惊，急问道：“这，这怎么可能？”

“为何不可能？”魏聪笑道：“高皇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不就是如此吗？百姓安堵，生口繁衍，朝廷无为而无所不为，官府仓中钱米可支数十年？三代以下，岂不是以那段时间最佳？”

“高皇帝，吕后，文帝，景帝？”袁绍自语道，眼睛突然一亮。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在诸多朝代中两汉时期政事是最出色的，而两汉之中最出色的就是施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的高皇帝，吕后，文帝，景帝这段时间，后世的那些盛世都无法与其相比，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自己在政事上还是低于汉文帝。

这种共识在当时其实也已经初步形成，即前汉后汉的二十多位皇帝中，人民最为安康的就是高皇帝，吕后，文帝，景帝这段时间。

而高皇帝，吕后，文帝，景帝则四人当政其间有一个特点——汉帝国虽然已经有了天子，但其权力结构并非一元制，而是二元制，甚至多元制度的，即天子——诸侯的二元政治。

汉五年（前202年）二月，在韩信等诸侯及群臣共同上书推举之下，汉王刘邦在定陶登基为皇帝，即汉高祖皇帝。但与后世人以为的不同的是，汉帝国的君臣们一开始想要仿效的并非是最近的秦帝国，而是周。究其原因很简单，刘邦等人无法预知未来，他们不知道之后两千多年的华夏大一统帝国，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周灭商后，制礼法分封子弟功臣，享天下八百年；而秦灭六国之后，不封子弟功臣为一独夫，结果二世而亡。

所以刘邦登基之后，便“分封诸侯，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以为千秋万代。”虽然后来他又亲手消灭了自己册封的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并且与功臣杀白马为誓“非刘姓不王，非功不侯！”，但并没有破坏天子——诸侯的分封体系，只不过诸侯变成同姓王和功侯罢了。

这些同姓诸侯王们在自己的封国拥有独立的军队，财政，司法权力，对于其封国内有绝对的支配权。即是汉天子的支持者，防止其被外戚和功臣篡夺，又是其潜在的敌人。这一复杂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七国之乱”后，才逐渐被打破，诸侯国的实际统治者变成国相，诸侯王沦为只能食用俸禄，没有实际权力的空头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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