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翻了个身，侧躺着，看着对面墙上那扇小小的窗户。窗帘没有拉严实，一道细细的星光从缝隙里漏进来，落在红砖地面上，像一根银色的丝线。她盯着那道光看了一会儿，脑子里全是明天的事。她要穿什么衣服？是穿那件白色的卫衣还是那件藏蓝色的外套？白色卫衣看起来精神些，但高原上灰大，穿一天就脏了；藏蓝色耐脏，又怕显得太老气。她要几点起床？其他三个人会几点起？闹钟定在六点半会不会太晚？第一次上课，总得提前到教室，不能让孩子们等她。

她要怎么对孩子们做自我介绍？在黑板上写下“九月”两个字，然后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英语老师，我叫九月”？太普通了。或者说“你们可以叫我九月老师，九月是秋天的意思，老师出生在九月”？好像也有点刻意。她甚至想过用英语自我介绍，但三年级的孩子们可能一句都听不懂，只会瞪大眼睛看着她，那场面一定很尴尬。

孩子们会怕她吗？会喜欢她吗？如果她站在讲台上，突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怎么办？她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新来的实习老师第一节课紧张得把“同学们好”说成了“老师们好”，全班哄堂大笑，那个老师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她可不想变成那样。如果她发音的时候嘴巴没张开，孩子们听不清怎么办？如果第一节课就有人捣乱，她能不能镇住场子？她是那种看起来就不太凶的人，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笑起来像个中学生，她怕自己一开口就被孩子们当成大姐姐而不是老师。

这些问题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像几只抓不住的飞虫，嗡嗡嗡地响着，让她没法安静下来。她干脆翻过身，仰面躺着，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天花板是木头的，有几道裂缝，裂缝里塞着旧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她想，这间瓦房大概比她的年纪还大，住过很多批像她们一样的支教老师。那些老师走的时候，会不会也在墙上留下了什么？她侧过脸看了看旁边的墙壁，灰白色的墙皮有些地方鼓起来了，像长了水泡一样，但看不出有什么字迹。也许它们被新刷的石灰盖住了，或者贴上了报纸，藏在了看不见的地方。

她想，明天她就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了。不是旧物，不是回忆，不是杂物间里那些落满灰尘的桌椅板凳，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好奇有梦想的孩子。那些孩子会有名字——拉毛、扎西、卓玛、多杰、才让、措吉……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藏着一个家庭、一片草原、一群牦牛、一座帐篷，或者一间在县城边上的小铺子。她试着在脑子里想象那些名字对应的面孔，但什么都想不出来，只有一团模糊的光。她知道明天那团光会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会笑、会闹、会哭、会跑、会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会在她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交头接耳。

他们会有不同的性格，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调皮捣蛋，有的安静得像一只小羊羔。他们可能会在课堂上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要上厕所”，可能会在作业本上把“apple”拼成“aple”，可能会在下课后跑过来拉住她的手，仰着脸问她：“老师，你从哪里来？”“老师，你会说藏语吗？”“老师，你会在我们这儿待多久？”

她会怎么回答呢？她从哪里来？从很远的地方来，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五个小时的汽车，翻过了好几座山。她会说藏语吗？不会，一句都不会，但她会学。她会在这里待多久？一学期，也许更久，也许只有一学期。这个问题她不太敢想，因为一想就会想到离开，而她现在连第一节课都还没上。

她想起临走前刘叔塞给她的一包东西——红枣、枸杞、还有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好好教，好好爱。”

她当时觉得这话太简单了，简单得像一句口号，甚至有点想笑。刘叔就是这样的人，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所有的心思都揉碎了塞进一句最朴素的话里。但此刻，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瓦房里，在被子上还残留着校园味道的黑暗中，她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好好教”是把课上好，是备课时把每一个字母的笔画顺序都搞清楚，是想好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孩子们记住A是A、b是b，是在他们写错的时候不急不躁地纠正，是在他们写对的时候真心实意地表扬。是不敷衍，不应付，不因为这里没有人在检查就随便讲一讲。是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分钟，就像对待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最好的课堂那样。

“好好爱”是看见每一个孩子，是记住他们的名字——不是只记住那几个成绩好的、乖巧的，是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包括那个坐在角落里不说话的小女孩，包括那个总是在课堂上捣乱的男孩。是就算他们把“apple”拼成“aple”也不发火，是不当着全班的面让他们难堪，是蹲下来跟他们平视着说话，是在他们回答不上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是知道每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的背后可能都有一段让人心疼的故事，是在你还不了解那个故事的时候就先选择温柔。

就这些，但也远不止这些。

九月慢慢地把那封信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她没有开灯，借着窗缝里的星光，信封上“九月亲启”四个字模模糊糊地看得见。她用手指抚过那些凸起的笔画，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