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兰,明天各界都去见澳岛取经回来的同志，你去吗？”

陈翠兰听到同学的话，却面露些许犹豫,她生性温和,便道：“就算澳岛已经成功。但你们知道我的性子，如果要行使暴力的话,我不参加的。”

他们在茶楼里才刚说了几句话，门外忽然喧沸震天,喊声、打声、骂声,混成一片，连地面都微微震动。

砰。甚至有枪声响起。

学生们都微微一震,一位同学立刻出去看了几眼,回来的时候面露愤怒：“英国人又出动军警了，不知道又要干什么好事！”

喧闹持续了很长时间,街上的人越聚越多,身着制度、听命于英国总督的港英军警也越来越多，场面十分混乱。

老板也开始赶客：“都走了都走了,我要关门了,今天这生意不做了。”

陈翠兰只得与同学们起身离开茶楼。

他们经过大街,看到街上与对面那些或印度、或东亚面孔的军警在英国人指挥下，神态凶蛮,推搡着跟前手无寸铁、衣着朴素的工人。

甚至还有被军警围着殴打的，有正躺在地上呻吟、有蜷缩起来一动不动昏过去了的。

他们听见警督在吼：“滚回去工作！否则都关起来！”

一个女孩扑在地上躺着的女工身上，为她遮挡军警落下的警棍,发出惨叫。

那女孩看起来年极小，大约十二三岁。

警棍和拳脚没有一点克制地落在她脸上、身上，几下就将小女孩踢倒一旁,女工挣扎着爬起来，想去保护女儿，却又被一脚踢翻，竟然呕出血来。

陈翠兰和同学们正是十□□岁，年少热血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同学们十分愤怒，上前挡住那对母女，向行凶的军警怒目而视：“你们是想把她们打死吗？”

“学生仔，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是在抓捕犯人！”在六十年代的香港，连小学教育的普及，都尚只在文件里。这几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一看就知道家境不菲。

军警们也对他们客气一些。

陈翠兰道：“犯了事也不该动用私刑！”

同学们更紧紧地挡在母女身前。

最后其他军警拽了拽同伴：“算了，老小两个女的就算了，那边还有要抓的。”

同学们把女孩和她母亲都扶起来，几个人搀一个，问道：“家住哪里？我们送你回去。”

他们根据女工的口述，把母女俩送回了家。

他们不出所料地住在老城。繁华的大厦高楼旁，脏旧的楼像一个个暮气沉沉，弓腰的老人。狭窄的街道上。窗户与窗户之间架着竹竿，无数衣裳被风吹得飞起，像这个城市的补丁。

属于母女俩的，是一间小小的、低矮的老屋子。

不到十平方米，住着一家三口，灶台挨着杂物，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脏腻的油光，显出主人的无力照顾。

这个家唯一干净的地方，是贴着五星红旗的床头一小块。那五星红旗分明是小女孩自己画出来的，连星星都画得歪歪扭扭的。

香港有很多人家家里都贴着五星红旗——从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们、穷人们、被外国人欺负的人们就很高兴，自发地在店铺，在家里挂着五星红旗。

红旗诚然碍了太多人的眼。英国人、从大陆逃来的国党余孽、台湾间谍、大财主，全都被那鲜红的旗帜刺痛了。

但穷人们还是情意眷眷地挂着，仿佛多望一眼红旗，就多有一分在苦难人间活着的将来希望。

此时天已经黑了。小房子里透出昏暗油灯的光，只能照亮方寸之地，亮了那画出的、似真似幻的五星红旗。

母亲靠在门上，不停道谢，时不时就咳嗽几声——那些港英的军警照着她胸口踹，她可能被踹伤了。

陈翠兰说：“您脸色发黄得厉害，恐怕被踹伤了。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母亲说：“这不要紧，我的脸一向这样黄，不是生病，只在工厂里经常熬夜熬黄的。”说到工厂，她忽然忧心忡忡起来：“我倒不要紧，只是小娃娃还要看病，老细把我辞了，又不肯结工钱，以后怎么办？”

一个学生问：“您是在厂里犯了什么事，遭到辞退？”

母亲听到“辞退”几字，絮絮叨叨的声音戛然而止。声音低了下来：“我不是故意请假的，不喝水不出去我都没关系，但那天，我娃娃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出去一趟。”

提到“请假”、“休息”，她像是自己犯了罪一样，竟然心虚起来。怯怯地看一眼学生们：“我丈夫死的早，家里地也被买走了，只有一个娃娃老细晓得了，扣了一大把的钱，还要开除我。我跪下求老细，求他不要开除我他把我赶出去，不听我说话我只能跟着大家上街，我想大家人多，大概老细会听听我们说的”

这位母亲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几个字，从她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同学们渐渐拼凑出了这一次工潮的经过。

工厂不肯让劳动者休息、请假。稍有延误，就扣工资。

几个工友一天做到晚，倒头猝死了。

譬如这位母亲，就是因为女儿生病看了好几次医生，误了几次工，竟然被老板扣光了当期的工钱，还遭到了辞退。

工人们义愤填膺，要求放假，要允许工人请假，老板不同意，还撤了分厂，让分厂所有工人都失业人们忍无可忍，就组织起来，想跟老板谈判。

但忽然来了一大群的警察，说是有人报警非法闹事，开始抓捕工人。

社会各界声援同情工人，于是走上街头，要求停止镇压劳动者。

这时，这位因为家里田地被房地产财团收购，因为失地而进了工厂，因为常年无休地做活，累坏了身体，熬黄了脸颊的母亲停下了絮叨，小心翼翼地问她眼中有文化的学生们道：“如果上街不好，那、那以后我都不请假，不休息了，老细能把工钱结给我吗？”

学生们都怔了。

半晌，陈翠兰深呼吸一口气：“您不用想太多，工钱他一定要结给你的。”

母亲便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

同学们却都不说话了。几人心情沉重离开了女工家，谁知才走到街口，却见到一些衣着打扮与这片街道普通人不大一样的男子，大摇大摆地揣着刀闯进街来，胳膊上纹着大片刺青，东看一下，西荡一下，每进一家，总要手里攥点钱出来。

其中两个人已经收到了女工家，看看母女那鼻青脸肿的样子，笑嘻嘻道：“抵死，唔好好做工，就知闹事。闹事嘅唔系好人，你哋要交双倍。”

母亲仓皇哀求：“老细冇发工资，求求你”

“管你去死啦。唔交钱就滚出去。”其中一个黑衣男子威胁性地挥了挥刀。

但母亲实在一文钱也拿不出了。黑衣男子就搬走了她们家里最后一个值钱的大柜子。

一位冲动的同学看到这一幕，勃然大怒，竟要冲回去。

其他同学连忙拦住他：“不要冲动！这里是老城！我们已经被军警盯上了，这些黑帮更不会给我们面子！”

所幸母女俩没有事，只是在屋里哭泣。

青年们气红了脸，走出老城街道后，陈翠兰忍不住道：“那是管这几条街的黑帮？他为什么要因为她们上了街就收双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