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矣!”我俩不约而同地说到这句经典台词。
“况且”她话锋一转:“逻辑只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数学的前沿来看,世界有可能是混沌的。比如在量子世界,也就是物质的微观世界,如果你要明确一个量子的速度就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反之亦然。这就是测不准原理。如果微观世界是不可知的,这个结论下得比较仓促,但可以肯定,微观世界是逻辑不可知的。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不能单纯依靠科学研究,还必须遵从心理法则:安心就好。”
我接着说到:“除了测不准原理,还有一个薛定谔的猫,如果人们要探寻它的真相,当你看到了,它就不是原来的真相了。这难道是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吗?”
“宇宙系统如此浩渺,我们人类不能自大,以我们的智慧,是永远无法空心宇宙的奥秘的。”
“也许吧”我谈起了我学周易的感受:“也许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从不把话说死。比如周易,它只是对宇宙运行的一种模拟,有失真的因素了,用文字数字来说明,又失真一些,再加上人的理解的差异,失真的成人就更多了。古人在策算时,以55为大衍之数,分策时,故意留出六根放于顶上,表示天机难断,这就从仪式上表达了周易的原则,否定100的准确,象者,像也。”
“goodidea!”她飚出一句英语。然后说到:“如此说来,既然科学难以解决所有问题,这也给玄学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庄哥,你有饭吃了哟?”她朝我点点手指头,表情有点不怀好意。
“首先,我认为,周易之学并不是玄学”我正色到:“从我自己的实践统计,准确率远超随机统计的概率,这就说明它的价值。它是有用的,尽管你不称它为科学。当然,也有人称中医不是科学,但它是有用的,这不行吗?另外,即使从心理安慰层面讲,易经的安慰套路也远比玄学高明得多。”
“你刚才说什么?易经的心理安慰套路?你自己说的,怎么办?”她挑衅到。
“我来自圆其说。孔子对周易的解释,很多偏重于人事,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你说,人与自己的关系是不是与心理有关?君子不畏不怖,因为通达命运的规律,这种心理状态不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吗?你说,这种安慰是不是更高明些?它要导致的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和谐共处,这样的目标是不是远大些?”
“那是,道德啦,自省啦,自励啦,自强啦,这些虽然是鼓励的话,但作用对象是人的心理,所以,它的积极作用是肯定的。”
“就是街头算命算是迷信,你也不能否定它的价值。”我继续说到:“我最开始学习过街头算命,那还是流落武汉的时候,那老头表面上在告状给人解疑释惑,实际上给人心理安慰,有时候,他比心理咨询师还管用呢。中国人的街头算命流传几千年了,不说它的准确性,单就其心理咨询的功能,肯定是起了大作用了,要不然,这个职业早就不存在了。”
她忽然感了兴趣,问到:“你说说,按你的观察,他们安慰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想了想,总结了几占:“一是根据综合判断,看来者最关心什么,就从什么话题说起,如果不能判断对方的关注点,就通过对话来发现。这是话题聚焦的第一步。比如看到中老年妇女,就从家庭、子女开始,比如青年男女来,就从爱情运势谈起,以此类推。二是谈话时描述对方现状总是兼有好坏之话,从对方反应时观察好坏倾向。当然,大多数来算命的,都是心有疑问或事有坎坷,所以,强调最近未来有坏的东西,以符合对方心理预期。三是在探明了对方坏的方面后,又表示有办法化解,或者是劝对方行善礼神之类,或者是算命都代为祷告或行法,总之完全有办法化解苦难,给对方以巨大的信心。总之,三步骤下来,心理问题就会消解大半,愉快掏钱。”
听到这里,她眼珠一转,说到:“那么巫师呢?这个职业传承历史更为久远,甚至早期都是巫医并称,据说古代皇宫太医院,还有一个专事符咒的祝由科,他们究竟是真有神秘的传承,还是只起一个通过迷信仪式开展心理安慰的?”
我摇摇头:“没接触过,我不知道。”
她突然头一歪,冒出一个问题:“不对,那个断手人不是巫师吗?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她的问题触碰了我的神经,我陷入沉默,她也意识到自己问得唐突,也闭口不言了。
“我们在大学都是学文科出生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难?但是,这两门学科的却大致相似,但为什么到今天文科产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问题从具体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点长。
“你是说分别是哲学和数学吧?”我得一条一条理清她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哲学和数学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布尔代数又叫逻辑代数,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代数是数学,逻辑属于哲学,这两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学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试验,充满了哲学思维的方式。近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不是从观察而来,是从思考和演算而来,这是数学和哲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对不对?”
“你说的是多是国外的,你能认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他两者兼有吧。孔子在对易经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释了许多数学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学和数学的结合。如果阴阳是哲学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逻辑方式,河图洛书就是数学规律。这是数学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表现。”我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补充了她的观点。
“但是,从现代的人文科学来看,虽然经济学中也运用数学规律,社会学中也运用统计概率,但自然科学的影子却越来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学的离医学越来越远,你看看现在心理学的奠基作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个病人,一个也没治好,还出了这么一本书,还建立了这么一个学问,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说了,但光看书的本身,却越来越像玄学,离清晰逻辑的表达越来越远了。”她所说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看这本书时,对其概念与意象的纠缠,确实不好理解,我当时以为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门学科就是这样,概念界限不清,逻辑交叉频繁。
“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我认为主要是探讨事物的规定性,而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我认为主要探讨事物的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它们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试图从这方面来解释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门学问的价值总得有个终极目标吧?”她自言自语到:“或许,社会科学研究善、艺术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学研究真吧,但这三者应该统一吗?”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假装正经地说到。
“少油嘴滑舌,快讲!”她笑了起来。
“所谓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谓求美是研究为什么,所谓求善是研究怎么办,这不就结了?”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比喻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比喻粗糙,但可以讨论。”她点评到:“但这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是想知道的,为什么人文科学到了今天,变得越来越缺乏指导性了呢?你说,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甚至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但人文科学到了今天,我不是说艺术的,那是关于美的学问,我是说社会学、政治学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不能与自然科学比肩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成果很多经不起检验,所以人们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