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学都是学文科出生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难？但是，这两门学科的却大致相似，但为什么到今天文科产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问题从具体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点长。

“你是说分别是哲学和数学吧？”我得一条一条理清她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哲学和数学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布尔代数又叫逻辑代数，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代数是数学，逻辑属于哲学，这两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学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试验，充满了哲学思维的方式。近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不是从观察而来，是从思考和演算而来，这是数学和哲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对不对？”

“你说的是多是国外的，你能认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他两者兼有吧。孔子在对易经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释了许多数学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学和数学的结合。如果阴阳是哲学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逻辑方式，河图洛书就是数学规律。这是数学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表现。”我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补充了她的观点。

“但是，从现代的人文科学来看，虽然经济学中也运用数学规律，社会学中也运用统计概率，但自然科学的影子却越来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学的离医学越来越远，你看看现在心理学的奠基作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个病人，一个也没治好，还出了这么一本书，还建立了这么一个学问，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说了，但光看书的本身，却越来越像玄学，离清晰逻辑的表达越来越远了。”她所说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看这本书时，对其概念与意象的纠缠，确实不好理解，我当时以为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门学科就是这样，概念界限不清，逻辑交叉频繁。

“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我认为主要是探讨事物的规定性，而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我认为主要探讨事物的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它们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试图从这方面来解释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门学问的价值总得有个终极目标吧？”她自言自语到：“或许，社会科学研究善、艺术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学研究真吧，但这三者应该统一吗？”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假装正经地说到。

“少油嘴滑舌，快讲！”她笑了起来。

“所谓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谓求美是研究为什么，所谓求善是研究怎么办，这不就结了？”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比喻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比喻粗糙，但可以讨论。”她点评到：“但这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是想知道的，为什么人文科学到了今天，变得越来越缺乏指导性了呢？你说，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甚至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但人文科学到了今天，我不是说艺术的，那是关于美的学问，我是说社会学、政治学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不能与自然科学比肩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成果很多经不起检验，所以人们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

如何才能真知呢？董先生已经作古，朱先生已经回乡，我再找哪个高人指点呢？

小池看到我的沉默，开始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太大，我只是提醒你，不要空想易经，估计你还没找到正确的学术入口，虽然已经有些成果，但要发展，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一开始说那个论点，就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从班长的批评到她的提醒，我觉得，最关心我的思想的人，非他俩莫属。

她笑到：“最开始我以为你所谓的周易是一种迷信，后来了解了，才知道是个大学问，虽然我不想学它，但对你对它的学习，是敬佩的。我不认为你是在迷信，但迷信它的人有很多，搞出许多可笑的事情来。”

她一说，我想起一个事，这是班长告诉我的。

“那次工地开工，冯总、金总都去了，开工有个奠基仪式，市里区里有领导来，奠基仪式完了后，冯总送领导们离开，班长和金总在场，施工队又自已搞了个仪式。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个神汉，装着古怪的服装，拿个桃木剑，祭台上放了猪头食品水果之类，红烛黄纸在烧，符纸木剑在画，咒语祝词在念，手舞足蹈、偏偏倒倒，作起法来。班长不信这个，刚要准备制止，但被金总拉住了，金总告诉班长，每个施工队伍都有自己的规矩，不要破坏他们的仪式，至少是个心理安慰。班长对我说，一大堆开机械的技术工、好些个看图纸的技术员，按理他们都接受过科学培训，怎么还对这些事如此热衷，可见，迷信，太深入人心了。”

“我问班长，难道你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他回答说他见得多了。当年武警执行枪毙死刑犯的任务，班长参加过多次，有几次有施工方找法院协商，把刑场设在他们施工的地方，班长就参加过在火电厂冷却塔施工地枪毙行刑的，还有在钢厂大烟卤施工地行刑的，说是用人血镇邪，可保施工平安。我说，我们老家凡是兴房起屋，都要杀只公鸡，用血祭，这只是个风俗，不要太认真。班长说，别人的事我没反应，但我自己做事时遇到这样的，心理确实还是有些别扭。我告诉他，你别扭点不怕，万一工人们心理别扭了，那就保不齐。班长听到这里，吓了一跳，赶紧叫我不要说下去了。”

“哈哈，他也迷信了吧？”小池笑到：“其实，古代军队出征，也要杀个人来祭旗，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吧。听说这不只是中国人，外国也有。我听说俄罗斯有大型飞机试飞前，要请东正教牧师洒圣水，美国有数据公司怕服务器掉线卡顿，也请牧师洒圣水念祷告文，香港台湾还有电脑公司给服务器上贴符咒的。你说，这些尖端科学从业人员，怎么也信这个，他们是真信吗？”

“也许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不确实因素的恐惧造成的，也许是对自己的工程或学术或设备不自信，算是个心理安慰吧，不一定真信。”我猜测到。

“还真不一定”她反驳到：“据有的文献记载，有做蛋白质结晶实验的人，喜欢用猫胡须作晶体生长的调控工具针，他们认为猫胡须比什么狗尾毛、细玻璃纤维、人的头发都好使，这怎么解释呢？这是不是属于玄学？”

“估计是人想多了吧？”我猜测。

“不仅是人，在动物界也有这个现象。心理学家纳金斯，曾经将8只经常吃不饱的鸽子放进一个特殊的箱子，后来人们把这种箱子命名为纳金斯箱，每过15秒自动释放少量食物，过几天，有些鸽子的行为变得很奇怪。有两只，在两次食物到来的间隙，不断地摇摆；有一只，不断逆时针旋转，有一只不断向下低头，有一只不断地抬头，更有一只搞笑的，它不断地将头往一个角落里面撞，这些行为直到下次食物到来为止。吃完一次食物后动作继续。这是为什么呢？”

“估计，这些鸽子认为，是它的这种特殊动作，才导致下次食物的到来，所以就不停地重复这些动作了？”我试着回答。

“对！为了证实这个结论，纳金斯把食物投放间隔增加到1分钟，结果，这些鸽子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动作，反而将自己的独特动作摇摆得更厉害，仿佛只有更加努力摇摆，才能召唤食物的到来。这一步证实结果后，纳金斯后来干脆不给它们提供食物了，结果这些鸽子还是拼命摇摆，直到进行了一万多次，它们才明白，估计无论怎么摇摆，食物都不会来了，它们才停止了动作。这与人们的仪式迷信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她所说的，我闻所未闻。但听起来，十分相似。“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有呢？”我回答到。

“这不合逻辑，行为与结果虽然经过了数次比对，与预期相符，但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这就属于迷信了。比如，有人相信红色是吉利色，又相信本命年人要过坎，于是本命年有了穿红裤头的习俗。但是这两者有联系吗？至少今天没找到它们的联系在哪里。你说不信吧，这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保了平安，数据在那里摆着的。你说信吧，给个道理看看？你不穿试试，万一出事了，谁敢于承担这个后果？”她哈哈一笑：“再过一年，我也要到本命年了，反正就是我不想穿，我妈也非要强迫我穿上的。”

我解释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需要大量的实践证明，但有些纯属概率的问题，结果与行为并未有多大关联，但不好的结果一旦发生，是人们不能够承受的，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人们选择做出这样的行为，也是属于另一种理性选择吧。”

“哪有那么多的证实？我们对世界所知还是太少，对未知的恐惧也好、敬畏也罢，有不能承受之重，所以，保险为妙，宁信其有。从逻辑上来说，事物未来发展的结果是发散性的，有n多种可能，而自然科学只研究固定属性一，只有一种路径，用有限的时间去追寻无限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