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夏税一般征收丝、棉、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秋税收蹈、粟、豆类、草等。按地域征收种类不同。南方夏税大多折钱交纳，两税税率以每亩一斗为基准。宋代两税正额之外还有加耗，加耗名目繁多，正税一石，加耗数升，另外还有义仓，收正税的1/10，也是农民要承担的税负。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支移，本来两税应该在固定地点缴税，但宋代政府经常强迫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称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增加了百姓负担。

如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三百里，三四等户支移二百里，五等户支移一百里，不愿意支移的，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程上还要交过税（商税的一种）。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元佑年间，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五十六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如广德军纳苗税一石，贴脚钱三斗七升。

此外，北宋政府经常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的，但政府总是压低纳税人交的税物价格，抬高折变目的物的价格。老包拯曾经说，淮南两浙的发运司命令税户把小麦按照每斗九十四文折为现钱交纳，比市价高两倍。大观二年，京西路将民户应纳的杂钱和盐钱折成小麦交纳，小麦市价每斗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斗五十三文折变。

再来便是城赋，城赋也称经制钱，内容包括权添酒钱，量添卖糟钱，增添田宅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官员的钱粮吃食补衬），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等。

而丁赋也就是人头税，不分主客户，都要缴纳。数额也是各地不同，从一百文到七百文，从米数斗到一石不等，虽然历代常有减免，但一直到南宋灭亡，丁钱一直视常态。

最后便是最为可怕的杂税，北宋继承了许多唐五代留下的杂税，如南唐时传下来的税苗加三分供军用，盐博绸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杂税，北方的蚕盐钱，以及牛皮，农具，鞋钱，曲引钱等众多杂税。仁宗时，对这些杂税进行了分类合并，随夏税交纳，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其他随夏税的杂税。

想必大伙肯定知道孔子过泰山之“苛政猛于虎”的故事，细节也就不提了，总之要说北宋之亡，外在的因素是辽东女真崛起占了八成，那么内因便是“三冗”，而这一根根压垮了骆驼的稻草，便显而易见是上述这些参差不齐、推陈出新的各种杂税了。

所以，话说从头，言归正传，黄昊便是以自己专精宋史的角度出发，为《宋道》的主角黄杰设计了一套既不超前与宋代，又领先与北宋末年的新税法，这便是将几百年后由万历能相张居正研究出来的《一条鞭法》，将之改头换面，堪过补完，拿到大宋来用。

结果，如今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什么不在计划之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