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商人，从本就不发达的商业体系中，大把大把的捞银子，而统治者竟然只能盼望百姓多生儿子，从而收取人头税。试问哪个皇上能咽下这口恶气，可咽不下也得咽。因为光眼红的是没有用的，商人，根本不怕皇上。别逼老子，把老子逼急了，老子投奔他国！！

但这个时候，始皇帝扣了扣下巴：“百姓们，官员们，我今天高调宣布，大秦帝国成立了，大家热烈鼓掌。”这时，影响了华夏其后数千年历史的重要力量，文人，看到了崛起的希望。于是随后不久，文人带着一身耀眼的光环，隆重登场。

华夏历史自古以来的农税政策，让统治集团更喜欢人员固定而厌恶人员流动，商人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受统治者喜欢。

商人精明的头脑，见风使舵的能力和冒险的本质，更让其难以接受长期人为盘剥，相比之下，头脑简单，喜欢稳定生活并拥有极强灾难承受力的农民，自然就是统治者的最爱。

当然，最早是那位学者发现了这一秘密，现在已经不可考。但这人绝对是文人之中高山仰止的存在。因为，汉武帝随后会丢一个随机红包出来，文人恰好独占了这个红包。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

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国家纳税人口迅速减少。

大地主强大的避税能力，使得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纳税人口的急剧缩小，使得国库进一步空虚，国家粮库没多久又空了，边境此时告急，不得已之下，汉朝政府只好开征6%的财产税。

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西汉政府，从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中尝到了恶果后，终于转向了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

因为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否则这股力量，会反过来影响到自己的决策，皇上有沦为傀儡的风险。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从客观来说，这是农耕社会必然的结果，也是商业经济不发达时代，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而一直蛰伏的文人，终于等到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红包。这一红包，让文人享用了上千年。直到另一个伟人，开启了全民教育，将文人从神坛之上彻底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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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发现，自己杀了商人好像也不对，全国的经济并没有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而董仲舒这时，拉了拉汉武帝的衣角：“皇上，微臣有《葵花宝典》一本，当可一解皇上烦忧。”

看到董爱卿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1）后，汉武帝拍案而起：“准了。”什么叫人才，这就是人才。

当汉初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已经不能满足汉武的雄心之时。如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汉武帝急需解决的难题。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而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利益拥护者，地主阶级，终于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