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是有‘充足’理由：当初，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影响甚大，朝中几乎人人皆知，这本是由刑部等三法司查处的案子，皇帝却交由北镇抚司查办，而且明面上由仲逸督办。

此事之后，他也提前结束庶吉士的考核，升为翰林院七品编修。

后来鞑靼军南下来犯，直逼京城，去与他们谈判的也是仲逸，连同去大同府核查平虏将军仇鸾怯战一事，亦是如此。

按理说，这样的差事，更落不到仲逸的身上，尽管依旧有北镇抚司查办，但明面上依旧由仲逸领了钦差副使的头衔，回京后，他便由七品编修升为六品侍读。

如此破例安排，让人不得不有了这样的说法：若非皇帝有意为之，恐怕再过五年，仲逸也做不到六品。

也正是因为此，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仲逸被派到裕王府做侍读，是为‘盯着’王府，一种类似锦衣卫的角色。

侍读不仅可以出入王府，更能与裕王对话，所谓文如其人、坦露心迹，久而久之谈古论今，仲逸自然能‘读出’裕王心中之想。

此举，远比锦衣卫密探来的直接、透彻。

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共识，起初，就连仲逸本人也隐隐觉得似乎有些道理，直到前些日子师父凌云子来京后，他才知道此事并非如此。

按师父所说：世上之事，大多不会只有一种选择、一个目标、一种结果，往往在起初有多种谋划，每种谋划之后又有各种应对之策，只是情势多变，意外大多不为人力可控，事情的结局，也就有了多种可能。

而最终的结局往往并非起初所愿，至少不全是。

据此，也就不难理解：皇帝朱厚熜派仲逸到裕王府侍读，或有为王府留有一双‘眼睛’的打算，也或许确有为这位后继之君培养新人的计划。

当然，或许两层意思兼有之。这要看他自己如何去把握了。

裕王府，王府侍卫来报：去客堂喝茶。

仲逸心中不由笑道：今日，不用去后花园种高粱、大豆，也不用去木亭下对弈了。

“今日，我们就不读书了，眼下东南倭寇来犯，朝中所议皆是此事”。

朱载垕笑道：‘咱们也说说这抗倭之事？如何？’。

这并不意外，说起抗倭，仲逸还真有话说。

单论战事，无非兵马、钱粮这些，但此刻既不在两军阵前，更不是在运送粮草的路上。

“殿下，说起抗倭之事，时有来犯，时有狙之，来了灭之，灭后复来，反反复复，从来都不消停”。

仲逸抛了一句：“难道，除此之外，就再无别的路可走吗？”。

明眼人都能品得出来，这是在等裕王的看法。

“既来之、则灭之，有何不妥？”，朱载垕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难道？我们也学他们，打到倭国去？’。

这话说得，该如何应答？

“殿下，下官斗胆，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仲逸试探的说了一句：“若是能开海禁……”。

没错，是关于海禁的事儿。

在大明，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也是一个极为微妙的话题。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旨寸板不得下海，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历史壮举，但只限于朝贡贸易。

如此，也并未为百姓带来太大的利益，与沿海各国厚往薄来、大加赏赐，间接也是一种负担。

从此之后，朝廷对海禁多有变化，但还是以强化为主，到嘉靖帝时期，已是高度强化。

“仲侍读，此处就你我二人，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朱载垕自然看出仲逸的心思：“就事论事，只要为朝廷大计，总是可以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