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耕原本是必须的，这样就等同于五一税。而随着大豆玉米小麦棉花轮作技术从那些义师归来的农人的传播发展，这些休耕田也开始种植，费国的贵族和统治者也水涨船高，将原本固定的“五一税”形成制度。

而除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外，作为贵族家族统治的基础，大量的贵族封地依旧存在。

这些贵族依旧拥有支配其封地农民的权力，但是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里和宋国沿丹水、泗水出现的一些列经营性庄园变革完全不同。

一则宋国的小贵族、地主阶层距离泗上更近，而且之前在商丘爆发过国人干政的事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

二则，如今运输困难，道路不修，水运仍旧是最佳的运输方式。沛邑、彭城等工商业城邑的发展，让粮食和原材料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但是限于运输，这种生产关系的自发转变也就发生在宋国沿河一带的平原地区。费国多山，又没有一条河能够直达彭城沛邑，故而这种变法在费国发生的极为缓慢。

潡水一战后，墨家在东南与费国以沂水的支流珈水为界，并不明着干涉费国的内政，但是墨家可以费国讲学宣传、开办矿冶、售卖盐铁。

除此之外，对于费国贵族来说最为不情愿的一个条件，就是勘定的边界……一旦有逃亡的农奴逃到边界，费国将不得追讨，墨家将会组织他们垦耕。

这种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从费国逃亡过界，进入泗上墨家的直辖地。

除此之外，大量的商品奢侈品涌入，贵族们的收入明显不足以维持他们更高水平的生活，急需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费国也终于开始“倒逼变革”，只不过这种变革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贵族和费君颁布了《禁亡令》，宣布贵族对于封田上的农夫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必须要“公事毕方可事私”，必须要为封田家主完成“义务”的公田劳作后才能够经营自己的份田。

禁止藏匿逃亡的农夫，一旦抓获，帮助藏匿者与逃亡者同罪。

逃亡者一旦逃亡，若反抗，追捕者有权击杀。

在泗上商品的冲击之下，在泗上制度的对比之下，费国的内部矛盾愈发严重。

因为是封田制，所以贵族们得到了铁器、购买了马匹之后，继续扩大自己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土地，收入增加，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又需要增加“公事”的劳役程度，使得封地之上农夫的负担加倍。

宋国沿河的土地制度、开垦状况和费国这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