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子可从未说过，这天下要大治，需要一位绝对仁的圣人啊。仁在墨家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兼爱的基础，不是兼爱本身。有爱，才有兼爱。巨子认为，天下是有纯粹的爱的，所以可以论证兼爱天下是可以存在的。”

“要是天下连爱都没有，兼爱也就是个笑谈。但天下大利，不能只靠爱，还要要义利。”

“巨子也说过什么是义吧？”

高孙子反应了片刻，点头道：“子墨子言，义，利也。又言，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高孙子必须承认适是个墨家语境下的义士。

把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分，而才能又能利于天下，才算的是真正的义。这是墨家区分大义与小义的重点，也是墨子一直在规劝弟子的。

沛县的一切，仅以沛县论，适的作为无疑是让众人得利的。如果能让沛县的政策推广到天下，那么这个义字适是担得起的。

墨家的仁义，与儒家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仁是爱自己的爱的一种推广，义是利于天下的一种梦想。

适见高孙子解读了义，于是又问道：“那么你对巨子所言的‘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又怎么看呢？”

这番话，涉及到儒墨之争的一大后续，也就是孟子见告子关于仁义的争论。

当然，也是告子被墨子认为“告子这家伙行仁义，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卧下使面积增大一样，不可长久”的重要原因。

告子的仁义观，不完全是墨子的仁义观。至于说孟轲与之辩论，到底是胜了、还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自己认为胜利了，那也难说。

因为墨子很明确的指出：仁，仁是爱，义是想要利于人的想法。仁和义，是心里想的。都是内，不能相为内外。

得到爱、得到利，都是实在的、物质的、可以感受到的、直观衡量的。得到爱和利也不相为内外。

是仁就说是内，是义就说是外，把爱利和所得到爱利混搅一起，不分内外，这是狂举。好比说左鼻孔出气，右鼻孔入气一样的荒唐。

墨子自己是反对“仁内义外”的说辞的，但是告子却用“仁内义外”的说辞去怼孟子，告子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经义。

这位说出“性、食色也”的人物，此时在墨家内部远远比不过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