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月山东案件爆发，二月这些官员被关进了大牢，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组织起来的三司会审，已经进行了超过十次审讯。

大部分官员都对他们犯下的过错供认不讳，但是仍然有不少官员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明朝的官员考核，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和税收。

移民政策会让老百姓们背井离乡，低廉的粮价也会伤害到老百姓种粮食的积极性。

朝廷一边要求官员们提升政绩，一边却又鼓励百姓迁移，打压粮价，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矛盾关系。

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一些官员们不服，也就能够理解了。

所以，即便是三司会审，大部分负责审讯的官员也会同情他们，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悖论现象，不能全部怪这些官员们。

但是在皇权时代，是不会管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听话，那就是最大的错误。

所以，现在矛盾不是这些官员做的对还是错，而是应该如何量罪。

错是肯定错了，但是到底是重判还是轻判，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才是最困难的。

大明不是不讲法律的地方，一切都要依法行事。只要不是叛逆，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

因为不符合法律的命令会被大臣拒绝执行，皇帝总不能亲自拎着刀，去砍了犯人的人头吧！

皇上与大臣，是管理与被管理，但是有时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大臣们要执行皇上的意思，一般情况下，是不敢挑战法律的底线和皇上的耐心的。

审判山东大案要合情合理，更要合法，任何要替犯人脱罪的行为，都被视为同谋。

大臣们难免又唇亡齿寒的感觉，倾向于轻判，但是轻判也必须要找到轻判的理由，不是谁说轻就能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