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哈哈大笑道：“李明这句话概括的好，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汉唐是皇帝与贵族豪强共治天下，宋以后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自宋朝开始，士大夫阶层都是维护中原王朝传统统治的坚定支柱，他们心怀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可北宋名臣文彦博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却直指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呵呵……每个王朝的末期，士绅阶层都会变得空前强大，他们在地方上是乡绅，在朝堂上是大臣，在舆论界是清流领袖，说白了他们才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明朝末年农税重，商税却还是三十分之一，但是仍然没有人加商税，因为加商税是‘与民争利’，其实就是与士族争利，从朝至野，再到清流，舆论一片反对，可是加农税就没事，因为士族不用纳税。”

李明也点了点头，沉声道：“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个政治平衡点。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勋贵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

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其实这也是皇帝一手推动的结果。可是崇祯皇帝却办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造成了大明朝廷以东林党为首的东林党一家独大，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皇权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东林党人虽然人才辈出，但这个集团太过庞大，大部分人都是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的清流，明朝的灭亡很大方面是因为‘文人误国’造成的。长期上层的奢华生活，使得很多东林党人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

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极端观念。士大夫集团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大明的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就烂掉了，至少我们远东公司是指望不上这些大明的文人。”

周比利也点了点头，深以为然地说道：“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深入大明境内，所以对大明的士绅文人我接触的比较多。远东不说，就说卢象升吧，他在沈阳的那几天，我专门领他去了沈阳郊外一个农户家借宿，让我对这个时代的文人，彻底的失望了。当然，卢象升的品行无可挑剔，至少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忠君爱国，足以名留青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大明广大士绅阶层的一员，本质上和我们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不怪他，是时代造成的。”

第1186章 新儒家

听了大家的话，李玉坤苦笑着道：“现在公司就有人对公司目前的政策，提出过异议。认为公司进入中原以后，要适当大明地方势力，来维持各个地区的稳定，士绅阶层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不应完全抛弃。还有员工认为公司的政策太过极端，起码大明的传统文化要适当保留，而公司现在的政策，颇有些废黜儒家思想的意思。”

大家听了他的话，都笑了起来。

高建国沉声说道：“公司进入大明以后，团结广大基层民众的政策，这个是不容异议的。我们远东来到这个时代，就是要砸碎所有的瓶瓶罐罐，重启炉灶，再造一个新世界。即便有人唧唧歪歪，我们大可不去理会，大明的社会结构必须要打破，这个时代的精英，在我们远东的眼里一文不值。”

石明峰也笑着道：“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已经深深的铭刻着儒家的血脉。即便无数次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乱、异族入侵和社会动荡，都没有切断我们民族的血脉传承。就说儒家思想主张的六德，即智、信、圣、仁、义、忠，还有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直到现代社会，这些儒家核心思想中的大部分，依然是中国主流社会所遵循的行为准则。”

李明点了点头道：“文化传承哪是说断就断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以后当然要弘扬发展。但目前远东正值开拓期，主要工作当然不会放在这上面。这个任务还是交由我们的后人来完成吧。

至于儒家思想的传承，那也大可不必担心。儒家经典和很多经典一样，原始文本并不多，多是对经典的读解或者解释。儒家经典庞大的注疏本身就和经典本身一样，成为了经典。孔孟之后的所有大儒，基本都是解释家。

和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的思想体系很像，经典本身和经典的解释都是经典。既然对《论语》《春秋》这样的经典本身拥有解释权，那么历代儒生的话语权立刻就大了起来。而且儒家本身在逻辑上不是很擅长，理论上也就不是很严密，漏洞其实很多。

这也就给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的机会，使得儒家思想也变得功利而僵化，成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如今的儒家思想，其中到底夹杂了统治阶级多少私货，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确实影响着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