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祁元询这个太子在此，供养超出亲王半格的待遇，便需要漕运的支持了。

若是国朝的重心正式往北移，那么漕运之重，就会更加地被凸显出来。

漕运耗费，苦的还是百姓。

祁元询是不愿意轻易动弹的，然而皇太子却知道，国朝必须要迁都，且重心必须要往北移。

军事、政治，北地士子如何归心、如何维系国朝在被前朝统治最严固的北地的统治，各方面的考量，都注定国朝得将重心迁往北方。

没有了北京，还有秦府，那里代表的是古朝旧都长安。

选了长安，运输还是得靠漕运，只不过在地利方面，比燕京的地理位置要安全一点罢了。

国朝宗藩制度变革，边地的防卫，不能只靠藩王，天子定是要将兵权收回来的。

如此便需要京中及时地对边境，尤其是辽地等处做出反应，既然如此，倒不如选择已经成体系且更能掌握的今上旧藩所在。

左右祁元询待在京中，只读书也没用，天子便令太子上手一些从前他为藩王时要处理的庶务。

只不过是因为游历偶过北京，又因事停留，现在却有了天子、太子两京治事的雏形。

这样在后面几代天子中已成惯例的安排，乃是后话，且先不论。

只说这日朝鲜终于又派特使前来，说的却不是世子能否在南京留读之事，也不是之前将大周的火气拱得不行的争议地的事，而是朝鲜国王李旦病重，令世子李芳远监国，又准备退位的事宜。

世子监国了，眼见着老国王咽气之后他便要登基，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来大周读书。

原本争议的内容，现今便只剩下了争议之地这一项，朝鲜那边也很快搁置下来，服软了。

对他们来说，现在要紧的，便是请上国加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