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问几个小问题。”保险经纪说，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并不明显，像柏油路面上的小小起伏，他把一个透明证物袋推到蔡斯面前，里面是他的护照、钱包和车钥匙，“旁边这位是我的记录员，不说话，只做笔记，你介意吗，米勒先生？”

这是他目前在用的工作名，詹姆斯·米勒，护照上也是同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只是在演戏，等他露出破绽。蔡斯决定冒险，“你们是谁？”

对方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有关当局’，米勒先生。”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只是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度假，别指望我会来第二次。”

“你和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是个名字吗？”

记录员飞快地写着什么。

“请回答问题，米勒先生。”

“从没听说过这人。”

“你今晚为什么去机场？”

蔡斯开始扮演愤怒的游客，拒绝被审问，要求见律师，要求联络大使馆，要求他们出示这样和那样的文件，声称他们无权拘留外国公民。审讯官一言不发，任由他表演独角戏，记录员埋头做速记，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等蔡斯再也想不出新的台词，他们站起来，礼貌地感谢他的配合，离开了审讯室。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

他又被带回那个昏暗的房间，铐到床架上。就像回到了“农场”的训练室，只是少了冲他大吼大叫的教官。他躺在那里，看着污渍斑斑的吊灯，告诉萨尔玛我不是个杀人犯，他还能听见“浮标”的声音，像录音一样清楚，告诉她我很抱歉。蔡斯挪动了一下，坐起来，以便减轻左手腕的压力。“浮标”的身份和行踪被泄露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炸弹是明显不过的报复，一个警告信号，有人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他睡着了一小会，又被开门声惊醒。早前押送他去审讯室的人送来了食物，没加盐的马铃薯泥、一片面包和一杯清水。他只喝了水，没有碰其他东西。门重新锁上了，他觉得疲惫不堪，但不想躺下，脑后的伤口痛得像是捅进了一把带锯齿的手术刀。

第二次审讯换了个地方，在一个更小的房间里，切割成正方形的单向玻璃像个幽暗的井口。他进去的时候审讯官已经在里面了，不再是保险经纪，而是一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女人，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浅色头发扎成一个紧紧的发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