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赶在书店关门之前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尤莉娅，一张给菲利克，这样在审查员眼中会显得没那么可疑，只是哥哥给妹妹寄一张漂亮画片而已，顺带也给邻家好友一张，正常不过。他用邮局柜台提供的漏水钢笔给妹妹写了一句干巴巴的“带着爱，瓦西里”，然后对着剩下的那张空白明信片发呆，直到柜台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雇员温和地提醒现在离下班只剩五分钟了，瓦西里才匆忙写下一句话，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里。

这次休假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调走了，这次是去东柏林。于是在1971年初夏，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堵难看的水泥墙。这时候东西德已经被隔开整整十年。比起明亮的维也纳，东柏林就像地图上一团糊开的灰色颜料，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连雨也是铁灰色的，一辆疲惫的伏尔加轿车把他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参赞从机场送到大使馆，一路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溅起积水。瓦西里不由得思忖这种难看的汽车怎么无处不在。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像淋得透湿的老鼠那样窜进隧道里。

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好客，负责接待他们的斯塔西雇员带着新来的莫斯科客人到其中一个哨所去了。卫兵立正敬礼，面无表情，但瓦西里能看到挂在哨所办公桌上方的月历，那上面印着半裸的泳装模特。因为下着雨，军犬没有外出巡逻，趴在椅子下面呼呼大睡。发现瓦西里盯着狗看，卫兵笑了笑，叫了一声狗的名字，让它过来。

“小卷饼很了不起，长官，他抓住了两个罪犯。”

“他们干什么了？”瓦西里并没有军衔，但他不打算纠正卫兵的称呼。

“非法翻越围墙，长官，一男一女，差点就成功了，小卷饼咬住了女人的腿。”

“男人呢？”

卫兵耸耸肩：“我们埋了很多地雷。”

瓦西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不回答。三个访客走过了哨所，沉默不语，在雨中仰望那堵把世界一分为二的水泥墙。

“很了不起，不是吗？”那个斯塔西问，挤出微笑，他有一头细钢丝般的短发，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是个习惯逢迎讨好的人，尽管瓦西里年纪比他小得多，但这人还是做好了拍马屁的所有准备。

确实是了不起的监狱。瓦西里差点说出口，及时制止了自己。他是不是和菲利克待在一起太久了，以至于沾染上了一些危险的想法？墙比瓦西里想象中更高，插满碎玻璃的顶端那么宽，可以在上面举行血淋淋的竞走比赛。墙后面是埋了地雷的无人区，然后又是另一堵高墙，把西德和支撑着它的美国人挡在后面，又或者说把东柏林关在里面，取决于人们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件事了。瓦西里很明白菲利克会选哪个角度。

他隔着制服外套碰了碰放在内袋里的打火机，假装是在抹掉溅到衣服上的雨滴，暗自决定回去莫斯科之后一定也要给菲利克一份礼物，像这个打火机那样不起眼的，让菲利克带在身边，就像某种抵押品，兑换所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承诺。菲利克收到明信片了吗？瓦西里想象他把那张印着美泉宫的硬纸片夹在书里，放在床头。瓦西里留在他身上的瘀青肯定都已经消退了，就像菲利克给他的吻痕也早就不见了，但瓦西里偶尔还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一种小小的刺痛，像针尖，像微弱电流。

“……就在那上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个斯塔西说。

瓦西里回过神来，完全没听见对方上半句话说了什么，只好借口说抽烟，走开了，留下新来的参赞和斯塔西继续闲聊。雨没那么大了，柔软的水珠偶尔滴在鼻尖上，像融化的砂糖，粘粘的。瓦西里没有抽完那支烟，烧到一半就扔进积水里，走回哨站。三人踩着泥水回到车上，到苏联大使馆去，套在大型监狱里的小型监狱。

他在东柏林的工作比在维也纳更枯燥无味，当地情报站需要一个德语熟练的人来为外勤准备假文件，所以瓦西里每天都在写字台旁边呆着，各式纸张和墨水放在手边，往假造的档案上填杜撰的日期和工作经历。每两周一次，他可以打电话回家，拿起听筒的总是尤莉娅。兄妹俩话题不多，这边问问父母，那边敷衍地回答几个字，放下电话的时候两边都松一口气。瓦西里等了一个月，才找准机会在尤莉娅挂电话之前漫不经心地问起菲利克，妹妹哼了一声，手指敲打着话筒，一阵嗒嗒声通过无线电传来，像山崖上滚落的石子。

“他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