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在写字楼。”姐姐气得发抖。

“因为我猜到你对网吧有不好的想法！”我卖力地跟她解释，“谢文浩大哥不是经常去吗？也没见出过啥大事啊，到处都有监控，大家太平得很！”

“因为他是男的，你是女的！你有没有想过万一真的有什么意外，你的细胳膊细腿能干嘛，能保护自己吗？”

“哪儿有那么多意外啊！”

“万一呢！咱们家还经得起什么意外吗？”说着，姐姐哭了，松弛的眼眶里掉下几滴眼泪，她颤抖着抹去：“生病之前我还觉得我能健康长寿，但现在，你觉得我还能活几年？”

她夸大了我工作的危险性，但出于情理，我又是理解她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你让我去吧，你随时给我打电话，行吗？”

“不行，不许去。”她坚决反对。

早上下班回到家我已经很累了，再没有精力跟她争辩：“不去就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学费你给我掏行吗？”

说罢，我上楼回到房间把风扇开到最大，在嘈杂声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每一次任性都伴随着姐姐付出的巨大代价。那天她勾编袜子做了一整天，以一只5毛的价格赚了不到50元的人工费，但人却发烧到深夜。我半夜里起来找东西吃才看到她戴着退热贴喝白开水，我问她：“你怎么回事？”

“有点发热。”她无所谓地说。

“什么叫有点发热？医生不是说有任何异常就去医院的吗？你在家里忍着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