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长连连摆手道：

“我不要，我不要，怎么说我也是村组领导，也是党员，我家不需要任何国家给予的艾滋病方面的补助。”

赵安全对他解释道：

“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你家儿子是符合享受的，你写一个申请书，我帮你拿着去民政办理，就可以把你家纳入低保，这样，每年不就有几千元的补助费了么。”

小组长还是油盐不进，他坚决拒绝了赵安全的好心：

“别人要吃这个低保给别人吃，反正我家不吃！”

赵安全当然知道，他家不吃低保的主因，并不是这位小组长高尚到要为国家节省开支，而是他怕儿子得了艾滋病这事被村民诟病。

他觉得儿子得了艾滋病这个奇耻大辱早就透支了当初儿子考上大学带给他的自豪感。

工作中，安朵也时常碰到因为不承认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自愿放弃享受“四免一关怀”扶助政策的人。

不是他们不需要这些实惠的补助政策，更不是他们的家庭条件富裕到不需要补助政策也可以得到正规治疗的水平。

而是他们都活在艾滋病病耻感的阴影下，不敢大胆地走出来。

每每想到赵少君的轻生，还有像那位村民小组长一样想方设法放弃“四免一关怀”政策扶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安朵就感到一种无力感从心底泛起。

没有治疗药品的时候，盼望早日研发出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