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来说，小地主或者富农，是东西方所有古代民族都认为的最佳兵员，因为这个人群即不像真正的富人和城市居民那样被舒适的生活弄得软弱不堪，繁重的农业生活不但淬炼了他们的体魄和意志，而且大量的野外活动经历让他们懂得怎么在行军和战斗间隙照顾好自己；比起穷苦农民，他们吃的更好，身体更强壮，有钱自备马匹驮畜，更好的武器和甲胄，可能还读过一点书，识字，这些都是成为出色军人的重要条件。

那就有一个问题，这里说的小地主或者富农，大概是个什么标准呢？这里可以用北宋时期西北弓箭社的待遇为例：北宋宋真宗景德二年。北宋著名将领曹玮在击破西夏李继迁之后，意识到西北的战事将会长期化之后，就向真宗皇帝提出了以当地土人组织弓箭社的建议：“以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胡语，耐寒苦，有警可与正兵为前锋。给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敛，出兵而护作之！”即授予土地，永久免其租税，农忙季节派出军队保护。

而后大宋西军时常从这些弓马娴熟，熟悉当地情况的弓箭社员里面募兵，待遇是“给田二顷，有马者加五十亩”，显然，后面的五十亩是用来养马的。换句话说，北宋时在西北招募一个自备马匹器械的骑兵，待遇是按照家庭人口分配边境地区的土地作为职田，永远免除其家中租税，可以传给子孙后代，除此之外给两顷五十亩地，宋代一亩大概等于今天0.91亩。

而当时北宋五等户中的最上一等户标准是占田400亩，而任何一个带马自带装备参军的西北弓箭社成员家里的田地估计都超过400亩（他一人就有两百五十亩，家里其他成员还另外占有免税田地）。即便是步兵，其占地数量也不会少于二等户（150-400亩之间），最要紧的是，这些弓箭社员还不用交税服劳役。换句话说，如果只按照田产数量算，大宋西军和西夏在战场上拼命的有一个算一个的都是一等户二等户老爷，三、四、五等户的穷鬼只配在后方交税，服劳役，转运粮食。

那这是不是因为大宋的特殊情况呢？好像还真不是。东罗马帝国的军区农兵权益如下：步兵拥有150摩的税粮土地，折合约300亩地；骑兵拥有720摩的税粮土地，折合约1440亩地。这些土地都可以免除农业税（步兵免除1920kg税粮，骑兵9216kg税粮）。

此外一个农兵每年享有（1-12诺米斯玛，按照服役年限不等）的现金军饷供应（折合55.2g黄金），正规军区士兵服役期间每年还能得到6诺米斯玛的后勤供应。这个数字看起来有些太夸张以至于不太像是真的，按现在的黄金价格计算，本书的读者里还真没几个能一年挣到650多克黄金的，更不要说几百上千亩免税田地了。

显然，古代中国早熟发达的农业技术，虽然让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了更多的粮食，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也在宋以后大大减少了适宜作为优质兵员的军事地主阶层。这也是宋以后边疆政权能够一次又一次击败衰弱中的中原帝国的真正原因，的确西夏、辽、金、蒙古和后金人口只有中原帝国的一个零头，但是他们适宜作为军队的军事地主阶层人口却不比中原帝国少多少，甚至还占优势。

跟随魏聪越过五岭，占领交州五郡的军队大概不会超过一万七千人，加上留在豫章郡和赵延年麾下的，总数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这就是魏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手中的主要力量。凭借在五郡没收的产业、晒盐、捕鱼，铜矿、贸易税等各方面的收入，在短时间内养活这两万人并不难。

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为他们分配土地的，按说按照二十等军功爵中最低一等“公士”作为起步标准倒也不是不行，但这种一人一家一百亩能养出来的兵士只要出征距离长一点，战事持久一点，家庭就会陷入破产的深渊，进而影响魏聪军事集团的扩张。

所以魏聪就干脆就仿效北宋弓箭社的标准，步兵四百亩（宋亩比汉亩大得多），骑兵六百亩，另外按照家庭人口分地，让他们自己开垦，免税耕种。要种植这么大片的土地，就必须使用更大的畜力农具，比如马拉轮重犁，采用轮作制度，这样农户还能蓄养更多的马匹，即便不能作为战马，也可以作为骑乘马。

这份田产不能平分给后代继承，这样一个军人家庭下一代中只有一个人能够继承父辈的家业，其余的那些身体强壮，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的孩子，其余的人就可以补充入魏聪的军队，为自己的前途而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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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款购房？”魏聪的目光停留在一份文件上，面色有些古怪，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公元二世纪的一份政府公文上看到这玩意，一瞬间他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当他继续看了下去，才发现始作俑者好像还是自己——正是自己在不久前搞出了分期付款买渔船的业务，一来可以给自己新建的造船厂提供的订单，增加就业机会，二来可以为未来对交趾的远征提供足够的船只和水手，到时只需临时征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