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刚在九原设立了镇守太监衙门由宦官张亮主持，还设立了都指挥司衙门及派出了巡按御史纪涛，很显然是来捡现成的，可是九原城墙残破不堪，倒塌严重，本以为平安伯会差人修复，可是章子俊根本就不想修复，只是在原来的几个城门洞口及一些残存保留完好的几段城墙上，修造了几座炮楼模样的建筑。

从秦至汉初到武帝时期，九原城都没有被匈奴占领，原因就是九原城在黄河以南，是秦直道北面的终点是汉朝的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汉初一直在坚守此地。

随着汉初的"修养生息"，汉朝国力得到了加强，到了武帝时期，开始大举反击匈奴。据《汉书》载：“（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又据《地理志》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从元朔二年开始，九原城再次换发了生机，成为武帝反击匈奴重要的前沿阵地。由于战略的需要，九原城迎来了第三次扩建，这次扩建后的九原城是原燕、赵、秦三国九原城面积的总和，更名为五原郡，形成了今天麻池古城的样子。

驻守九原城的是第一师第二团二营三连，连长许久耕在南城门依城墙旁设立了驻九原军营，又修筑了高墙及战壕碉楼，只因城内败破不堪，全是黄土泥墙修建的低矮房屋，连镇守太监衙门也是一排土墙而建的低矮房屋，进入屋内要低头弯腰才行，对门的都指挥司衙门更加不堪，有几间房没有屋顶。加上朝廷也没有拨付银两修建，镇守太监张亮及巡按御史纪涛只能就地找最好的房子做衙门，在官场上一直是住衙不修衙的“习俗”，这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

古代官员不热衷修理衙门，一个原因是官员流动比较快，所谓“官如传舍”，当官就像住旅店一样，只是匆匆过客，衙署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呢？另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热衷修衙，很可能就升迁无望了。而且宋朝开始，朝廷对于官员修葺修建衙署的管理也收紧了。宋真宗景德三年，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官不修衙的关键因素是朝廷严格控制修建官署的资金。地方官员如果要修理衙门，基本指望不上朝廷的财政支持。他只有另寻出路，一种是向地方富人寻求捐助。但是地方富户士绅捐助往往也是有条件的，而且，遇到这种捐助的时候，官员自己首先得带头捐出一大笔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官员不会去向部民寻求捐款。

如果官府有大量陋规之类收入，财力雄厚，也可以自己解决修建经费。问题是，明时期衙门都是大包干，陋规等额外收入，用于上下打点，剩下的就是作为承包人的长官和团队的。官员宁可把剩下的装到自己腰包，也不可能用于修建衙署，这差不多也是人之常情。

总结起来有其五点：一，官员流动性大：古代官员的任期较短，流动性大，很多官员只是匆匆过客，因此他们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修缮衙门。

二，经费问题：修缮衙门的经费往往难以保障。朝廷对修缮衙门的经费管理严格，官员很难自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修缮。

三，制度约束：历代对官衙的修建都有严格的规制，任何超越标准的修建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官员如果擅自修缮，可能会受到处罚。

四，文化传统：古代官员普遍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认为修缮衙门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因此不愿意投入过多精力。

五，宋朝以后，朝廷对官员修缮衙门的管理收紧，许多官员因擅自修缮衙门而受到处罚，前面说的那个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就是最好的榜样。

所以这一下子镇守太监张亮及一些随队而来的一众大小官员就苦逼了，整个九原城内找不出一处可居之所，到处时断墙残壁，而这些墙还不是砖墙，全是夯土墙。

这里的房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低矮的不像话，弯腰进入屋内，才发现房子内的空间一半在地下，昏暗无比，漆黑一团，这就造成了屋内很是潮湿，加上大都没有窗户，最多在墙上开一个只能伸进一只手掌小孔洞，空气也不流通，屋顶是用几根圆木头当房梁，铺上一层芦竹或是黄河边滩涂上长的一种长草，上面再敷上一层厚厚的泥巴。这种居住上的习惯还真是不太习惯，其中的原因就是到了冬季在屋内烧个火盆尽最大可能保存热量吧，总比冻死要好。

所以章子俊压根就没有想着翻新这些房子，当然也不会修城墙了，将来九原城就是一个大的厂矿区，方圆百里内全是堆场及厂区，又不想住在城内，修城墙有什么用。连当前的驻兵也不多，就是一个连队。

所以镇守太监张亮，都指挥司衙门这些朝廷机构人员大大小小少说有几百人，加上三千人的营兵，全都傻眼了，特别是那些其下属机构包括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等官员，朝廷想打入一个锲子一样，一边盯着平安伯的举动，一边看住鞑靼的动向，现在整天想着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近期达延汗的四子阿尔苏博罗特在托克托攻击明军墩堡后，绕过库布其沙漠又招集了三万人马，二万攻击清水河镇，一万越过黄河进兵准格尔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

作为平安伯的“使臣”吴其乐，懂蒙语以及跟蒙古人打交道，在萨拉齐座镇着互市的双方交易，自九原城外的商队被鞑靼抢掠后，萨拉齐的互市也就停了下来后接到“议事办事处”的“调查部”命令，作为“使臣”带着“调查部”的文书，前往新忽热古城，探一下达延汗的举动，为何要抢掠商队，难道不想要互市了吗？如果是偶发事件，要求达延汗约束部下的这种行为，双方是签有“盟约”的。

这种场面上的过程需要走一下流程，其实已经在布局要把乌拉特包括达延汗的汗帐新忽热古城驱赶到阴山以北，蒙古高原才是你们的老家，还有把土默特的鞑靼人全部驱赶到归化城（呼和浩特）。

十日后吴其乐到达新忽热古城时发现，达延汗的汗帐已经不在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汗帐的所在地肯定是要保密的，早就迁往它地。

其实达延汗早就准备好了跟平安伯会反目，汗廷内部要把明军赶出草原的呼声强大，两个不同的民族强行交割在一起，要求互相平等做买卖，章子俊想的太幼稚了，自古以来就是强权“外交”，双方的嫌隙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大，自从盟约后想不到反目的时间会这样快。

农耕与游牧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方式，本就存在自然隔阂，所以自然而然产生一种类似经济制裁的壁垒。当蒙古有限的贸易模式不能满足生存条件时，便就诞生暴力劫掠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又使原本的隔阂状态变成敌对仇视状态，几千年来一直恶性循环下去，这种矛盾几乎无法破解。万里长城最大的作用，就是彻底打断与游牧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变成真正的经济制裁，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章子俊只想到了如果能满足他们贸易上的需求，也就不会发生战争，采用互市这样的交易方式根本就满足不了需求，就当前的互市，也只是民间“走私”的规模。如果碰到极端天气时的折磨，生活环境本来极其恶劣。特别是在暴风雪频发的冬季，草原牲畜时常就大量的死亡，到那时候也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当蒙古大批的生产物资懒于生存的牛羊当成唯一可交换的东西时，双方的隔阂随之产生，随着手中能交换的东西越来越少时，生存条件也就岌岌可危，这一点达延汗早就想到了，这样的交易方式不是蒙古想要，短期内可以，长久下去必亡。

最想要的就是劫掠，杀戮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加简便，可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千百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