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中国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评。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称颂它，因此也有必要说一说它的负面效应。

我曾多次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中国君子并未被赋予“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康德）的职能。因此，君子受谗夫之谤，本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重大话题，却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护。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伦理身份。这一来，君子一旦受谤，只能面对以下几项选择：

一、请求朝廷为自己洗诬，即“平反”；

二、不与谗夫辩论，只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后诽谤仍然不止，证明自己的修养还不到家；

三、如果名声已被诽谤彻底毁坏，那就安心领悟“名高必坠”的道理，不再执着谁是谁非。

这三项中，第一项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项靠的是事后安慰，因此关键是第二项，即把诽谤事件转变成了一个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难找到以下这些让人感动的话：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何以息谤？曰无辩。”

“修之至极，何谤不息。”

“谗夫毁士，如寸云蔽日，不久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