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宁变法期间，王荆公和神宗及其他同僚日日商议国是，君臣间有大量问对，荆公虽多有记录，或并未有成书之意。绍圣间，蔡卞（元度）和曾布（子宣）整理献于朝，徽宗初年两次编纂《神宗实录》，皆多取此《日录》以成书。但后世也有人批评荆公的记录“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所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今通读荆公文字，可知这不是知人论世之言。
此书久已散佚，今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陈瓘《四明尊尧集》、杨时《龟山集》等书尽力辑佚，对相关日期略加考察，加方括号［］以为提示，以使得今日之读者能重返千年前君臣问对之现场。由于这个整理稿辑自不同的书，有作荆公自称者，亦有他人以第三人称记述者，人称虽然不同，但均为荆公及同僚与神宗讨论国是的记录，历史价值很高。
［四月一日］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二月］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是月］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
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八月十四日］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择人？”王安石以为才难须务考绩，上曰：“刘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鋭之人，今如荣諲辈颓堕不晓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吴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罢荣諲、张刍等，皆令补外。上又论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夺有司职事，事非其事。安石曰：“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不然则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纲运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后库务敢纳，此不过吏乞千数百钱，然因此留滞纲运，而送纲者所费不但千数百钱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则太详，远则太略，所以详近者，凡以为吏人便于取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则当先措置吏人，使廪赐厚而员不冗，然后可为也。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九月］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闰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必是见制置司商量来。”余曰：“此事似可为，恐须待年岁间议之。”旸叔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上良以为然。
［是年］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为人果然，所言但为身计而已，以为人多排蔽臣者。”余曰：“此人本亦无文学，不知何以能上书合圣旨，疑有所假手。”上曰：“所上书文辞亦甚好。”
［是年］余曰：“陛下比见章辟光，在廷之士极怪骇。人主误见一小人，亦岂遽有伤？但陛下未传见士大夫，而所特见乃众人共知其奸险者，则在廷怪骇固宜。辅臣皆得侍陛下清光，见陛下分别邪正是非详尽，至于外人，但见陛下数说如章辟光者，则于圣德不能无疑。圣闻所以不早布于天下，诚以时有此等事故也。”
［是年］御批：“近以章辟光入奏言事，内一事防微，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令岐王建外邸，访闻乃自传播云言岐邸事称旨，故召对。观其意，乃怀奸间吾骨肉以要利，置君于恶，理不可容。朕误见此人，晓夕思之，甚为惭愧。可将此上来取旨。”及呈吕诲言其传播。上曰：“如何处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险语？”上曰：“无险语，只言当防微杜渐而已。”“奏对云何？”上曰：“亦不过如此。”余曰：“辟光诚小人，然陛下访闻之语，恐未必实，且辟光既作倾险事，亦何肯自传播？或恐奏疏时，疏为人所见，或恐奏疏后，语从中泄，今以访闻，便加之罪，恐刑罚不中。兼朝廷施行赏罚，欲后无弊，且言建外邸事，在召对之前，陛下不以为非，今因传播而罪之，是陛下纳其言而恶其播，恐累陛下至德。”皆曰亦须急与一差遣，令出去。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陛下召见此人，都无奖擢，即是不纳用其人可知。今与差遣逐去，则议者必谓陛下纳其言，恶其传播而已，恐非所已闻也。”上曰：“善，只纳下文字休。”
［是年］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辄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录以进。”
［正月九日］驾至楚国长公主宅浇奠，上召中书入见，恸哭言：“李玮负仁宗恩，遇长主无恩礼，可便与节度副使安置”。上曰：“玮都不恤长主，衣服饮食药物至于呼医，亦多作阻隔，长主衣衾乃至有虮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灹伤面。”
［三月五日］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札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絶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余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是年春］上问欧阳修，余称其性质甚好。问：“何如邵亢？”余曰：“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余以为胜抃。上曰：“人言先帝服药时，修见太皇太后决事，喜曰：‘官家病妨甚？自有圣明天子。’”余曰：“语非士大夫之语，必非修出。若太皇太后决事，有称叹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如陛下所闻，必非修语。”上曰：“语出于赵概。”余曰：“臣修实录，见赵概所进《日录》一册，如韩琦言语，即无一句，岂是韩琦都不语？如欧阳修言语，于传布为不便者所录甚多，漏中书语，人以此怨欧阳修，但谓其淳直不能匿事。及见概所进《日录》，乃知概非长者也。”
［四月五日］张利一奏：“两属户不得青苗甚不足。”上曰：“如此是明青苗非抑配。”佥议沿边更不俵，已日晚，余不及议而退，当俟别奏。
［四月二十六日］王韶之议开边也，师中赞成之。及韶改提举蕃部兼营田市易，师中始言其不便。向宝言：“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结也，必须恩威并行。且蕃部可合而不可用。”议与韶异。朝廷更命宝兼提举，王安石恐沮韶事，亟罢之。韶及高遵裕并为提举。两人共排宝，数有违言。时宝方为师中所信任，安石雅不喜师中，尝白上曰：“师中前后论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专务龃龉。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训饬，使知忌惮。当云：‘付卿一路，宜为朕调一将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于向宝有何亏损，遂欲怨望不肯尽命？若果如此，朝廷岂无刑戮以待之？卿为主帅，亦岂免责？韶所建立，卿皆与议，事之成败，朝廷诛赏，必以卿为首，不专在韶。’”上遣使谕师中如安石所陈。
［四月二十七日］大理寺丞、鄜延经略司勾当公事薛昌朝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
［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许。
［是月］上言：“难得知经善讲者，吴申不能讲，韩维亦不知经义。”今差吕惠卿说书，退而曾言“师臣不可复兼条例司”。余以为无害，乃已。
［五月五日］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五月六日］上问：“条例司可入中书否？”对曰：“待修中书条例有端及已置属，则自可并为一，今尚有合与韩绛请间奏事，恐未可。”上曰：“岂防曾公亮异议乎？”又问：“陈升之如何？”安石曰：“升之犹可与共事，公亮多用机巧，又专欲守其故态。自吕公著龃龉以来，及得升之协助，益难与议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
［五月十七日］丙午，诏直舍人院只理本资序，候知制诰不阙即罢。始王益柔等遂自谓某为知制诰，既而上谓益柔等文词非工，故有是命。
［六月七日］于是师中亦奏：“宝在边无由得安，乞罢宝，专委韶及遵裕。”会托硕、隆博二族相仇，董裕以兵助托硕，遵裕乃言于师中，乞使宝还讨之。师中复奏：“蕃部非宝不能制，臣已令将兵讨托硕族，乞依旧留宝，仍敕韶等令协和。”曾公亮拟从其请，枢密院又请责韶等戒励状。安石曰：“韶等岂可但责戒励，当究见情状虚实、道理曲直行法。”及进呈，上怪师中奏事前后反复，欲遣使体量如安石议。文彦博曰：“韶、遵裕得专奏事，不由主帅，主帅反奉韶等。”上曰：“韶所措置事皆关白主帅。”安石曰：“若韶措置有害，师中自合论奏。师中素无忌惮，专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因请罢师中，上欲移郭逵代之。曾公亮言：“延州不可阙人。”上又欲复移蔡挺，众谓不可。安石曰：“若用挺，不如用逵。”文彦博曰：“王安石不知陕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安石曰：“臣固不知陕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国又时小犯边城，或遂相连结，则秦州事岂不甚重？且陕西诸路皆与夏国对境，苟一处有隙，夏国来窥，则来窥处即是紧切要人处。逵若不可移，盍使窦舜卿摄领？”韩绛亦谓舜卿可使，上以为然，故有是命。
［六月十五日］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平稳。”安石曰：“京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上曰：“作中丞恐失职。”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耳，非能启迪陛下聪明。陛下当于几微之际警策之，勿令迷错。”上曰：“今作枢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可也。”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臣伏奉手诏示以冯京奏疏，使得参预处置之宜。顾臣区区，才智浅薄，不能宣畅圣问，使群愚早服，尚何以塞明旨、裨大虑乎？然则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中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黜之，则内外自知服矣。即疑未有可代，使知杂御史摄事，乃是先朝典故，徐择可用，固未为晚。若示人以疑，取决于外，必有迁延其事以待众奸之合，而众奸知陛下于邪正是非之辨未能果也，必复合而诪张以乱圣德而疑海内，如陛下所料无疑也。若陛下未欲卒然行此，则且委曲训谕以邪正是非所在，观其意若可开悟则大善，若度其不可开悟，臣以谓除事之害，莫如早也。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涵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若陛下以谓如此者众，不可胜诛，则臣恐邪说纷纷，无有已时，何有定国事乎？且以尧、舜之明而忧驩兜、畏共工，奈何陛下独欲无所难也！朝廷去邪与疆埸除寇，无以异也，寇众而强，盘亘岁久，则扞之以勇，持之以不倦，所讨多而后听服，固其理也。臣既预闻大政，又陛下待臣不疑如此，不敢避形迹有所不尽，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察其忠，幸甚。所有冯京疏，谨随札子进纳。”
［六月二十八日］上批秦州承受奏，经略司已差向宝等破荡招安不得蕃部去讫。
［七月四日］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枢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尝见从，若用光，光复如前日不就职，欲陛下行其言，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他日，安石独对，又为上言：“君子不肯与小人厮搅，所以与小人杂居者，特待人主觉悟有所判而已。若终令君子与小人厮搅，则君子但有卷怀而已。君子之仕，欲行其道，若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不知有何所望。”上以为然。
［七月十五日］上批：泾原等路谍报，西贼结集举国人马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取八月半入寇绥州及分兵犯甘谷城，已差韩缜为本路经略使，可免谢辞，令上殿讫速赴本任。王安石尝言：“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即勾下番兵马，宜约束勿使然。庆历中，西事所陷没不过十万人许，天下一岁饥馑疾疫，所死何翅十万人，于天下未觉有损也。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缘妄费粮饷耳。此最方今所当戒。”于是安石奏曰：“西人岂无邻敌，如何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来而不忧邻敌窥夺其国？若果耳，则是西人无谋，亦不足畏。苻坚举国南伐，故为东晋所败。东晋非能败苻坚，以苻坚驱率举国之人，既不乐行，则自溃而败故也。以臣料之，此或是西人张虚声，使我边帅聚兵费粮草，粮草费则陕西困，陕西困则无以待西贼，而使我受其实弊也。”上又论及西事，以为城寨或为西人大兵所破则不便，所以边臣不免聚兵。安石曰：“未有事聚兵坐困粮食，则有事无以待敌。且陕西所以困者，以轻费粮草故也。今不聚兵则省粮草。假令西贼以大兵犯城寨，我坚壁以待之，彼悉力攻小城寨，小城寨被破，于彼未为得利，而于我苟能大省粮草，则犹不为失计，而况城寨又未必破坏乎？兵法以为‘爱民可烦’‘精洁可辱’。今惜破小城寨，则是可辱也。惜一小城寨而常聚兵费粮草，坐困陕西，则是可烦也。”上悦。
［七月十七日］既而王安石白上曰：“陛下初除李定作谏官，定诚非高才，既不能为陛下济天下务，然近岁谏官，谁贤于李定？而宰相不肯用定者，正以定私论平直，不肯阿其朋党，故沮抑之。陛下听其说，改命为御史，已是一失。此陛下予夺之权所以分，而正论之士所以不敢恃陛下为主也。胡宗愈、苏颂辈又言‘用定不合法制。人主制法者，乃欲以法拘制，不得以特旨指挥’。天下事固无此理，况近制又无京官方得为御史，选人即不得擢为御史指挥，此是其妄也。若言须用中丞举，则先朝御史虽有奏举法，然常有特旨用人，况近日薛昌朝亦然，宗愈辈何以不论？此又其妄也。又苏颂辈攻李定终不敢言其不服母丧，独陈荐言者，荐亦知李定无罪，但恃权中丞得风闻言事故也。事已明白不可诬，曾公亮乃疑合追服。定父称仇氏非定所生，定又无近上尊属可问，此定所以不敢明乞解官持丧，又疑乡人所言或是，所以不敢之官。今定所生所养父母皆死，又不曾别访得近上亲属。昨淮南所问邻人，乃是定母死后方来僦居，不知令定何据，而今日始追服，此一不当追服也。又定初以仇氏为乳母，又仇氏生定兄察，即是庶母，庶母、乳母皆服缌，即定已尝服缌矣。若定今日方知是母，即庶子为后，不过服缌，如何令定为母两次服缌？若言未尝持心丧，则定乞解官，正为疑仇氏为己所生，即是已用心丧自处，如何今日又令定追服心丧？此定不当追服二也。假令定今可验是母已明，从来未尝服缌，即小功尚不追服，缌麻固不合追，此定不可追服三也。此事唯陛下明察独断而已。”上曰：“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知实否也。”
［七月二十五日］上又言：“今兵无纪律，有纪律则足以胜敌矣。”安石曰：“纪律所以自治，算数所以胜敌，故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今非但无纪律，尤患无算数。”于是上称鄜延走马欧育晓事，言“欲西人和，则不须先自屈。比者作过，即先于问西人牒中说必是缘边首领所为，如此语当待西人自言”。安石曰：“诚当如此。然今朝廷事未能初终皆举，若稍示西人以强，而西人未肯退听，则朝廷何以待之？若交兵，则今日势所未能；若不交兵，则如何可已？先示强而后更摧屈，则尤为非便。度时事之宜，故姑务柔之，柔之未为失计也。”上论攻守之计，众以为兵须委将帅，难从中制。安石曰：“兵虽不可中御，然边事大计，亦须朝廷先自定也。”
［七月二十七日］丙辰，盐铁副使、兵部郎中韩缜为天章阁待制、知秦州。先是，蕃僧结吴叱腊及康藏星罗结两人者潜迎董裕，诣武胜军，立文法，谋姻夏国，有并吞诸羌意。窦舜卿言：“王韶招诱董裕下人不当，所以致结吴叱腊作过。”又言：“宜喻董毡，令约束董裕。”上曰：“董毡自奈何董裕不得。”王安石曰：“舜卿与李若愚等合党，欲倾王韶，所奏托硕作过，因甚灭裂，却专以为董裕下人作过，其意可见。又朝廷无奈董裕何，反控告董毡，此徒取轻于董毡，而使董毡更骄，于制驭董裕则殊非计。今但当以兵威迫胁，厚立购赏，捕星罗结并结吴叱腊，招安其余众。”文彦博曰：“星罗结即须捕。结吴叱腊是生户，宜勿问。”安石曰：“生户侵犯汉界，如何纵舍？”彦博又言“购赏无益，元昊时亦尝立购赏”。冯京以彦博所言为然。安石曰：“结吴叱腊非元昊比也，其族类非君臣素定，闻自有敢轻侮之者，以兵威迫胁，重赏购捕，必可得。”上曰：“元昊威行国中，人孰敢犯，购捕诚不可得。今结吴叱腊事乃不类。”安石曰：“若君臣分定，中外协附，虽无元昊威略，亦不可购捕。今秉常亦非可以购捕得也。”上令如安石议，安石曰：“今欲购获，须边帅肯尽力行朝廷意。不然，虽张榜购捕而示无推行之意，虽出兵迫胁而不示以必攻之形、不据其要害之地，则虽有迫胁购赏之名而事必无成。”上欲令沈起专责王韶及高遵裕了此事，安石曰：“欲出兵迫胁，非此两人能任。”又言：“窦舜卿不宜置在秦州。朝廷付舜卿以事，奏报乃尔乖方，虽黜责可也。”上欲用韩缜代舜卿，安石以为缜兄绛在此方用兵，恐中书论议多形迹，难决当否。彦博亦以为宜用缜，安石曰：“陛下欲弃形迹嫌疑，则用缜亦奚伤？”于是用缜。缜自河东转运使入知审官西院，两月中凡五换差遣及迁职云。初，议购结吴叱腊，彦博曰：“待其复作过，乃议荡除。”安石曰：“今尚荡除不得，若今不讨，则气势愈张；以为犯汉不敢校，则合党愈众；狃前事复来犯汉，则虽欲讨除，更费力。古人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今正细易之时，为之图之，不可以不早也。”
［八月十三日］先是，上与王安石称王韶不可得，有建功名之意。安石为上言：““韶诚不可得，欲结连一带生羌，又能轻身入俞龙珂帐中，可谓有智勇。今其所擘画，决知无后害，惟须及早应副。”上曰：“今相度得事已审。”安石曰：“朝廷措置事诚要审，然亦要敏速，乃不失事机。如王韶所擘画，本路早从之，则无托硕、董裕之变。及有变，若早募获首恶，亦必已定迭。两事皆失于不敏速，遂至今未了。”又言：“韶欲于古渭置市易，非特一利而已。使蕃部得与官司交关，不患边人逋欠，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古渭固宜聚兵，但患财谷不足，若收市易之赢，更垦辟荒土，即将来古渭可以聚兵决矣。”上曰：“市易、耕田与招纳，乃是一事尔。”安石曰：“诚如此。臣闻亓赟说，并滔河一带为夏国所有，则绝买马之路，此又不可不招怀也。”上曰：“诚有此。”安石曰：“秦州常患地阔远难管摄，若得古渭蕃盛，因建军令救应侧近城寨，分秦州忧责，接引滔河一带蕃部，极为长利。如王韶者，令领古渭军事，亦无害也。臣闻亓赟说青唐族有七八万人，就令不及七八万人，固当有三四万人。朝廷取绥州，所费极多，然所利无几。今若得青唐，建以为军，其首领便与一诸司使副名目，令为军使，亦未为过。何则？秦州要得青唐要领，建以为军，使汉官辅之，又建古渭以为军，即秦州形势遂长足以抗西贼，一诸司使副何人不为而乃惜之乎？此事非陛下特达主张，则边帅度朝廷自来不能如此行事，必不敢议及。若使枢密院同议，亦必以未曾有此体例沮诘，惟陛下特达主张，然后此事可必成无疑也。向王韶奏状言一岁不过费二三千贯钱者，此是欲朝廷肯听从，所以不敢大作擘画。陛下须恢张此辈意气，令尽理经画，勿拘守自来体例。汉高祖封沛令，使乘轮驰骋，由此诸城皆向风慕利而降。今厚抚初附，则诸羌欣慕，争来投汉，然后可以收其酋领，明示约束，使异日为用。不然，则徒费料钱，不免与西人交通，临时不为用，实无补也。”
［八月十五日］于是，上令安石作书谕韶，具曰：“事当申经略司者，但令奏来。”安石因言：“韩缜虽粗有材气，然非欲建立功名者，陛下与一待制已满惬，内迫大臣论议，外又困于众人语言，又本无立功名志气，兼见缜所辟人已草草，要恐未能副陛下任使。陛下常须驱策令向前乃可。今陛下主张王韶，议者必以为因此更令人转嫉韶，适所以害之，此大不然。汉祖令陈平护军，平无行受金，诸将不服。高祖令尽护诸将，乃不敢言。人主须弹压得众定，乃可立事。陛下用手诏戒饬缜辈，然不如痛行遣李师中使知警惧，则陛下不言，人自奔走以承圣旨。如其不能，虽手诏亦未免坏废也。譬如天以阳气兴起万物，不须物物浇灌，但以一气运之而已。陛下刚健之德长，则天下不命而自随，若陛下不能长刚德，则流俗羣党日强，陛下权势日削。以日削之权势欲胜日强之羣党，必不能也。”
［八月二十六日］既而彦博等欲牒夏人以复圭擅出界事，且乞降诏。王安石曰：“夏人但见复圭屡出侵之，不知所以，或当少有畏惮。若便牒报，示以情实，往往旅拒。”上曰：“善。”乃不果牒。［九月二日］己丑，上谓王安石曰：“司马光言方今是非淆乱。”因曰：“是非难明，诚亦为患。”安石曰：“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且如司马光言不当令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先王法言考之，则懋迁有无化居，有何不可？又言薛向必失陷官物，以事实验之，向果失陷，即光言为是；向果无失陷而于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为非。他皆仿此。”上曰：“司马光云：‘如李定不孝，王安石乃欲庇护。如苏轼虽贩盐，亦轻于李定不孝。’然定岂得为不孝乎？”安石曰：“且勿论李定孝与不孝，陈荐言李定，谢景温言苏轼，均是令监司体量指实，不知有何偏异？”于是安石又言：“近世执政务进朋党、蔽塞人主、排抑才士、不可驾御者，故今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上患异论者不悛，曰：“或引党锢时事以况今，如何？”安石曰：“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秽朝廷，故成党锢之事。今日何缘乃如党锢时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则人情久自当变矣。陛下观今秋人情已与春时不类，即可以知其渐变甚明。”上又言：“或以为西事恐大臣不为用。”安石曰：“法行，则人人为用。以天下人了天下事，何至以无可用之人为患？”因引孟子瞽瞍杀人事曰：“先王制法，虽天子之父犯法，人不得贷也。此孟子所言，尧、舜所行，非申、韩之言也。”上曰：“武后能驾驭豪杰，以法行而已。”安石曰：“今士大夫孰能如姚元崇、宋璟、狄仁杰者？如此辈人尚可驾驭尽力，况下此者乎？”
［是日］兵部郎中楚建中知沧州。建中先为京西转运使，时方用兵西方，边臣多荐建中者，召对不称旨，故有是命。其后，中书又拟建中为河北转运使，上难之，王安石曰：“河北提点刑狱及转运使三任者已皆严急，建中平审，参用为善。”上从之。
［九月五日］安石留身，上曰：“见所论陈襄文字甚善。”
［二月五日］于是，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如禁军逃走未曾结构为非，又非在征战处，诸合斩者，刖足可矣。”冯京以为坏军法，安石曰：“前代军法但行于战伐时，若罢兵，即解约束。律在军所与平时法自不同也。”上曰：“如盗贼可用肉刑更无疑，斩趾亦是近世法。”京言唐太宗亦终不用，安石曰：“太宗虽用加役流代斩趾，然流终亦不可独行，故唐已有决杖配流之法。盖当时自有别敕施行，不专用律。若专用律，则死罪外即用流法，无以禁奸，决不可行也。”
［是日］先是，上言陈绎制辞不工，欲用曾布，疑布所领事已多。王安石曰：“布兼之亦不困。”遂以布直舍人院。安石因言：“制辞太繁，如磨勘转常参官之类，何须作诰称誉其美，非王言之体，兼令在官者以从事华辞费日力。”上曰：“常参官多不职，每转官，盛称其材行，皆非实，诚无谓。”安石曰：“臣愚以为但可撰定诰辞，云：‘朕录尔劳，序进厥位，往率职事，服朕命，钦哉。’他放此撰定，则甚省得词臣心力，却使专思虑于实事，亦于王言之体为当。”冯京以为不可。上卒从安石言。上又欲用张琥直舍人院，京复荐刘攽、曾巩、苏轼，上不答。攽时通判泰州，巩通判越州，轼罢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未赴也。
［二月六日］壬戌，韩绛乞用陕西路提点刑狱韩铎权河东转运使。上曰：“铎暴刻，恐河东新经疮痍之后，未可用。”文彦博曰：“韩绛要铎了边事，今不用铎用他人，恐败事。”冯京曰：“铎好希向时事。”王安石亦言铎反复。上曰：“如肯希向时事，虽小过当扰人，犹胜陈汝羲、张问故意坏事。”安石曰：“故意坏事与希向扰人，皆不可也。”因言：“铎初助行常平法，后闻臣将罢政事，遂一切沮坏，如此人恐难任以边事。”上曰：“当察之。”安石曰：“恐察得时已害事。”上曰：“别未有人，张问等必难留在任，且用铎，如何？”安石曰：“善。”遂从绛请。
［二月二十一日］诏增开修漳河役兵及万人，并力于四月以前毕功。上患财用不足，文彦博曰：“要丰财安百姓，须省事，如漳河累年不开何所妨？漳河不在东边即在西边，其利害一也。今盛发夫开河，只移得东边河，却掘西边民田，空劳民，何所利？”王安石曰：“若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则或东或西，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则有利而无害。若或东或西，利害一也，则禹何须浚川，尽力沟洫？劳民诚不可轻，然以佚道使民，虽劳不可不勉。”上笑。
［是日］上论王猛，王安石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能，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至微浅，然不如是，亦不能济此功。”上曰：“流放尸素，诚为先急。”安石曰：“但尸素尚宜以流放为先急，况又沮坏时事，固所不容。臣观王猛临终与苻坚所言，尤知猛有智虑。苻坚志大而不见几，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诛，而外欲伐晋，此其所以亡也。猛知坚不能除垂之徒，故劝以勿伐晋。不然，以秦之强，而欲取晋，何难之有？”上曰：“先知害，乃可言利。今内困于财用，则不可以有事北狄，亦犹内有慕容垂之徒未诛，则不可以有事于晋也。”冯京曰：“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安石曰：“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若流放尸素之类是也。如用兵于强敌，乃当待时而为之不可过。”
［三月三日］上召两府对资政殿，出庆州军变文字。潞言“朝廷多所变更，人不安”云云。冯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极劳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亦未可以为。如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跲’，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
［三月四日］先是，上问执政以啰兀城存弃，王安石以为当俟李评等相度至议之。上曰：“李评等若以为可守，何如？”安石曰：“傥不须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上曰：“如欲守之，固当筑堡。”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如此，当不复计惜已费财力，弃之而已。然以见兵三千人在彼为可虑，及积粮草多为可惜。”安石曰：“今评等相度急递闻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城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失于举事仓猝也。《易》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是以‘动而不括’。今动无成算，又非其时，宜其结括也。先王惟知时，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时，尚或事之，此乃所以为文王也，岂害其为圣乎！今人材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当周衰之后，风俗坏，人材少。《诗》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当是时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群臣无助之者。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以养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后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时，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战守，则患将帅非其人；欲使之转粮饷、运材物，则患转运使非其人。又国财民力困匮如此，则征伐之事固未可议也。”上以乏材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设饮食称过使客，则名誉官爵随之。此风今固未能尽变，则乏材固无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举能士，责以功实，风俗渐变，政令渐行，则人材终当不可胜用矣。”上悦。及是，遂弃啰兀城而有是诏。
［是日］先是，韩绛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远不可守，已令废拆，且抽兵回，而吕大防独不肯，绛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视，大防又迁延麟州不即往。大风雨，役人暴露，终夜叫号，河外官皆以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当申宣抚司，毋得径行。荒堆寨乞令毁拆，如宣抚使指挥。”上疑大防方往相视。安石曰：“若不决然可弃，绛岂肯如此？不须竢大防报也！”上既手札谕大防，乃降是诏。
［三月九日］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人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问得颇有之，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亦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三月十日］乙未，降工部郎中、宝文阁待制王广渊为度支员外郎，依旧职知庆州，右司谏、直龙图阁赵卨复权发遣延州。上既罢广渊，用郭逵判永兴，而宣抚司亦先命陕西转运使毋沆权延州，促赵卨往延州，令广渊须卨到交割讫，于乾州听旨。会广渊奏叛兵随定，上称广渊所奏允当，亟诏广渊、卨未得依宣抚司指挥，又欲徙逵延州，别选重臣镇永兴。王安石曰：“请降广渊官或职，留治庆，卨治延，逵治永兴，皆勿徙。”且言：“今两州帅臣皆客寄，上下不相保信非便，宜速定，使上下相安，无苟且意。”上从之。故广渊止坐贼发所部夺两官，行至奉天复还。初，命逵兼四路安抚使，安石以为不便，寝之。
［是日］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三月十九日］时枢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断腕者。安石初以为然，既旬日，更白上曰：“臣召问开封差役公人，以为保甲皆人情愿，无不便者，实不如枢密院言。又得赵子几奏：推究截指者两人，其一人遍问无有，一人盖因斫桑误伤，有三人为之证。臣所问乃初倡言者也。”
［三月二十二日］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中官历十三县探麦苗问得如此，然百姓亦多会得见。习射九，去帖子常甚远者亦相劝，以为若捉得贼，官必有酬奖。又曰：“得大户作都副保正，自言管辖景迹人，若便废罢，即却被景迹人雠害。此极是好法，要当缓为之。”诸县官吏多不能称人意，上以为当以渐，只委知县为之。安石以为知县多非其人，不可委，上曰：“如此，则罪知县可也。”安石曰：“令选人为之，尚不免违失法意致惊扰。若委知县为之，其致惊扰但有甚于选人。及其惊扰已甚，乃始罪之，恐已无及。且奉行法令不能称人意，便加之罪，此陛下所未能行于朝廷也，如何遽责赵子几辈行之于州县？”安石又为上论保甲：“致人斩指，亦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以朝廷所选士大夫甚少，陛下一有所为，纷然惊怪，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惷为人所感动者，岂可以此故遂不敢一有所为？《说命》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苟欲瘳疾，岂能避瞑眩？今保甲所惊者，畏为义勇、保捷而已。就令尽刺为义勇、保捷，陕西、河东固尝如此。”上曰：“如此则恐不便，须致变。”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安石曰：“今保甲固疑有断指以避丁者。然臣召八乡人问保甲事，皆以为便。则合众赤论之，固知其便。设有斩指者，非众情皆然也。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但要明断，不为浮议所夺而已。赵子几能得府界民情，可久任，付以此事必有成。今保户已愿免体量草，养马事固已有绪。”上大说，曰：“此极好事，然且缓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上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今日独王珪在此，必不漏此言，所以敢具陈。”
［是日］上不欲用陈箴为邕州，以与萧注不相下。余以为注陵之，故致此。上欲以箴知钦州。前一日，南厅议移桂州经略于邕州，恐交趾反侧，且俟交趾入贡，乃议移经略。今日以苏缄知邕州，上许之。
［三月二十五日］上改定如安石所草。又读至见在审官、铨合入远人令权入近地，上曰：“当增云次远及近地。”其后冯京言：“川峡差本土人知州不便。”上问其故，京曰：“今仕宦一任远，一任近，而四路人许连任就四路，则是常得家便，实为大幸。”安石曰：“所以分远近者，均劳佚甘苦。今内地人不乐入四路，四路人乐就家便，用新法即两得所欲，何须苦之使两失优便？且此非特便于士人，省吏卒迎送劳费，尤为善法也。”
［三月二十八日］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潞以为决不可行。余曰：“恐不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习兵，则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为当如差役法，自内修之法成，则可举而措之天下。”上曰：“差役则如此可也。兵事必须自有兵处始，则人不骇而事易就。”余曰：“诚如此，但恐边臣未能举此以副圣意者。”因略为上言民可以利驱，使趍为兵。
［是月］上论所以致国治强。余以为：“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治强，他时固未易议此，如陛下明于道德，忧勤政事，上下无弊，乃可以议此。”
［四月十九日］知太原府吕公弼言：“请复王庆民前坐所部城不完夺官。”上阅奏，曰：“庆民首言河外荒堆等处城堡非便，果劳民无功。凡前言啰兀城、荒堆等不可城，城之无利者，宜悉具名以闻。朝廷常患边吏不忠信，苟先事有言如庆民者，亦可嘉也。”王安石曰：“汉高祖以鄂千秋一言明萧何功，则封关内侯；自平城归，诸言匈奴可击者斩。赏罚明如此，故能不劳而尽群策。”上言：“李清臣等可责。”安石曰：“张景宪言杜诩保明啰兀城道路宽广，亦不可以无责。”上以为然。诩初以殿中丞致仕，改授忠武节度推官、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从韩绛所请也。
［是日］王安石白上：“保甲习武艺新法如何？”上曰：“候秋冬闲，差役事了当颁行。”又谓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他求。观今年人情，听上所为，不敢侮慢，孰与去年？”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四月二十五日］阎绶与提点刑狱孔宗翰尝为交代，故宗翰自提点改知蕲州。
［五月九日］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对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第义勇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湼其手背，人不乐一也；教阅靡费，人不乐二也；又使运粮，人不乐三也。近更驱之就敌，横被杀戮，尤使人惮为之。”冯京曰：“义勇近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以力有分限，苟力不足，则自绝于进取矣。是朝廷有推恩之滥，而初非劝奖使人趋武事也。今措置义勇，皆当及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人以得籍名于义勇为幸。至于以武艺推恩，随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也。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此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是日］安石又以为诸军宜各与钱作银楪子之类劝奖习艺，然宜为立条例，使诸路一体，不然，则诸路各务为厚以相倾，而无艺极。文彦博曰：“付与州郡公使，当听其自使。向时曾令公使置例册，端午，知州送糉子若干个，亦上例册，人以其削弱为笑。”安石曰：“周公制礼，笾豆贵贱皆有数。笾豆之实，葅醢果蔬，皆有常物。周公当太平之时，财物最多，岂可制礼务为削弱可笑。盖用财多少，人心难一，故须王者事为之制，则财用得以均节，而厚薄当于人心也。”
［五月十一日］安石又白上：“前此枢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挥但有军员五人归营者。又言府界营妇举营诉于提点刑狱，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札付提点司密切体量。安石取簿历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处不及三厘，用法走死及八厘，尚合得第一等酬奖。又问密院何以言‘但有军员五人归营’，云得之曾孝宽，孝宽得之李琮。于是，赵子几以牒问李琮，令具军分役处。琮得申状，乃云：‘曾与孝宽言未淤田前一年，荥泽斗门役兵两处，各前后逃走，每起走却三十余人。’又闻得有两营妇经提点司诉都水监见役修造未放，乞依淤田所例放归。营妇所以诉，乃以淤田所放早故也。”上曰：“曾孝宽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宽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误听，亦不可知。”冯京曰：“人言所闻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体。密院前言淤田如饼薄，朕令取一方土，如面厚尺余，问得极有深处。”京曰：“固有薄处。”上曰：“要不皆如饼薄。”安石曰：“薄处若水可到，但当令次年更淤，有何所害？”上曰：“陈荐前日上殿，言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问荐何谓，荐言人号诉以为不便。”安石曰：“陛下用陈荐辈为股肱耳目。为股肱当为身捍患，为耳目当听察广远。今荐权发遣开封府，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周公戒成王：‘当识其所不享，唯不役志于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今人臣各怀利害爱憎之心，敢诬罔人主，无所忌惮，其为不享甚矣。陛下固容有所未察，虽复察见，亦无所惩，即与不察见无以异。如此，则事实何由不爽？小人安能无侮？虽以周公为相臣，恐徒纷纷不暇，无缘致平治也。”琮，江宁人，时知阳武县。
［五月十八日］王安石因东明诉役钱事称疾卧家。是日，上遣中使趣安石入见。
［五月十九日］余为上别白言事实，上固洞见本末矣。
［五月二十日］甲辰，上患边臣观望朝廷意度为缓急，不肯竭情了事。王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诚能御群臣以道，使各尽力济务，莫敢为欺，则陛下可不劳而天下治。若不能如此，徒役两耳目聪明，夙夜忧勤于上，而臣为陛下尽瘁于下，恐终不能致治。边事且勿论，试论近事。近者庆州兵变，陛下不能不旰食，大臣宜以此时共忧所以消弭。然方共乘陛下恟惧，合为异论。至于淤田、保甲，与庆州兵变事不相关，此众人所知，非待至明而后察也，然众论尽然。陛下虽知其非，能使其有所忌惮否？大臣在前，尚无忌惮如此，则边鄙疏远，何可禁其不为欺罔？臣恐以区区之身为陛下独劳，亦不能济平治也。臣愚以谓大畏众志，使无实者不敢肆其说，而忠力者不为小人所沮，则陛下不须忧劳而治道自成。”上曰：“良是。”
［是日］又谓庆州兵变，不当归咎于保甲、淤田。
［五月二十六日］［是日］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有万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陛下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变、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生，人情迫急，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万事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岂有按劾，今乃案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谓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驭之，则人孰敢为邪？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如唐太宗时，裴矩尚肯为正谏，况其素不为邪者乎？”上追咎西边事，以为唐太宗时固无此。安石曰：“臣自接侍清光以来，陛下固未尝许韩绛以智略，一旦举一方之事属之，则边事自宜如此。”上曰：“朝廷固未尝令其如此。绛失本指皆出于意外。”安石曰：“陛下许其便宜节制诸路，则其如此固其理也。边事已往，固无所及。臣愚以谓陛下忧勤众事，可谓至矣。然事兼于德，德兼于道。陛下诚能明道以御众，则不待忧劳而事自治；如其不能，则虽复忧劳，未能使事事皆治也。陛下诚能讨论帝王之道，垂拱无为，观群臣之情伪，以道揆而应之，则孰敢为欺？人莫敢为欺，则天下已治矣，臣敢不且黾勉从事？若但如今日，恐无补圣治也。”
［是月］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幸，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余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六月十二日］余曰：“且以近事验之，方边事之兴，陛下一日至数十批降指挥，城寨粮草多少？使臣将校能否？群臣所不能知，陛下无所不察。边事更大坏，不如未经营时。此乃于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大事独误。今日国事，亦犹前日边事也。”
［六月二十一日］甲戌，武宁军节度使、左仆射、同平章事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通判亳州、职方郎中唐諲，签书判官、都官员外郎萧傅，屯田员外郎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责降，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上曰：“常平事，壮家所为，吏独不能为，是不能为吏也。不能为吏，虽废为民未为过。”安石曰：“诚如此。民所能而吏不能，虽废为民不为过。凡命有德，讨有罪，皆天也。人主奉若天道，患所讨不当而已。”
［六月二十三日］东上合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在合门及枢密院招权不忌，多布尔目，采听外事自效以为忠，侥幸大用，中外侧目。又尝极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
［十二月十八日］中书、枢密院同进呈：“王韶奏俞龙珂及旺奇巴等举种内属，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龙珂殿直、蕃巡检，又分其本族大首领四人为族下巡检。既分为四头项，自此可令不复合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旺奇巴殿侍、秣邦一带巡检。”上曰：“如何便言举种内属？”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谓之举种内属？”上曰：“须点集得，方为内属。”安石曰：“不知今欲如何点集？”上曰：“亦须便点阅见户口人数。”安石曰：“羁縻须有渐，如何便令王韶点阅得彼户口人数？”文彦博曰：“若与料钱，又使不得，可知是不易。”安石曰：“如此诚易。然便要点阅，恐却未有此理。”彦博曰：“在此见不得，到秦州乃见，极微杪，不足虑。”安石曰：“昨拓硕只引一蕃僧来秦州，便奈何不得。今幅员数千里强族，设若有一豪杰自强，外立文法，迤逦内侵，则角蝉之事不可谓无之，非特如托硕事而已。只如董毡、木征自是凡才，若稍桀黠，兼并生羌，日迫内地，即是复生一夏国，岂得以为微杪不足虑？老子以为其脆易破，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谋。就今生羌微杪，正是当施谋计之时。若待其党众架合，则欲经营，已无所及。”上曰：“然要须点集得，方为实利。”安石曰：“诚如此。然今朝廷十万缗钱付王韶等蕃息，收其息以为内属人禄赐，非有伤财劳民之事。就令三五年间未可点集，亦终为我羁縻，免更有创立文法为边陲之患，亦自有利无害。若如王韶本谋，即终当为吾民，不患不可点集也。韶本谋欲以官致首领，以蕃勇敢招其强人。其强人服于下，首领附于上，则余人不患不为我用。然此事恐须少待岁月，乃见成效耳。”彦博曰：“分却俞龙珂族下人作四头项，恐俞龙珂不肯。”又言：“未须与殿直与军主，恐见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为四头项，既责任王韶，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彦博曰：“俞龙珂等并不为用却与官，既为用者如何不觖望？”上曰：“事体有大小，如木征作刺史，董毡作节度使，何尝为用？蕃官亦岂可觖望？”安石曰：“秦州蕃官如令修己见作殿直，不知有多少族帐？朝廷除与俞龙珂、旺奇巴官，于令修己何事，便敢觖望？”彦博曰：“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上曰：“此事不类。”令悉依王韶所乞。上又曰：“谅祚不得全以为狂妄，见韩缜说嫁女与裕勒藏喀木，所资送物极厚，此所以能得裕勒藏喀木也。抚结羌夷须厚。”安石曰：“厚薄要当理分，则能服人。若应接不中事机，施恩不当理分，则虽过厚，适足生骄。此所以当择人付之，使度事机应接而已。”枢密院退，安石论彦博语曰：“人主御将帅，当有方略。汉高祖拔用亡虏，置之旧将之上，固未尝待其功绩着见，何尝畏旧人怨望？若令修己辈，亦弹压不定，即何以制海内？”
［正月九日］余曰：“如西事之初，陛下喻臣与韩绛，中外一体，且相协济。臣窃谓陛下此言是待臣与韩绛皆欲以事为己功也。臣以此于西事不能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但人臣之义量而后入，故不敢先事极争。先事极争，则无后事之验，臣终身受妨功害能之嫌。”
［正月十七日］王安石不以范育、吕大忠等所言为然，白上曰：“臣谓育：‘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于《周礼》有何违异？’又育言：‘《周礼》但立中国封沟，与夷狄接境，即无之。’臣谓育：‘中国是腹里，却立封沟；与夷狄接境，乃不立封沟，此何理？’大忠言：‘但当择帅，不当立封沟。’臣谓大忠：‘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即不责大忠择帅。’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不若但委本路使臣。”上令别择官换两人。
［正月十九日］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及议差官，先拟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议复异。昌朝、育皆中书所斥者，故安石每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
［正月二十三日］上批：“近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也。王安石白上：“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远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入人罪不同，盖以谓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他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遣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昉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上曰：“程昉性行轻易，昨上殿说：“中书每有河事必问臣，臣说了方会得。”闻张茂则亦被昉迫胁云已得中书意旨，令如此作文字。外官被昉迫胁可想见。然才干却可使，但要驾驭尔。”安石曰：“中书所以用程昉者，为河事无人谙晓，又无人肯担当故也。塞河是朝廷事，非臣私利。陛下试思中书所以委任程昉，不知有何情故曾盖庇却程昉何等罪恶？不知陛下闻得程昉复有何负犯？”上曰：“闻昉所举买草官，悉是内臣揽作文字人。”安石曰：“陛下所闻，臣恐亦未必实。岂有许多人悉是揽作内臣文字人？就令如此，中书亦无由知。但转运司买稍草不得，须至委昉，委昉即须许之举官。臣愚以谓先王使人用冯河，冯河之人不择险阻，轻于进取，然其用之，乃不害国，如昉是也。若是妨功害能、肤受浸润之人，虽能便辟，伺候人主眉睫间，最能败坏国事。恐如此人乃合觉察。今陛下于此辈人，乃似未能点检。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精察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臣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为，不知终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恐终不能也。陛下若谓方今人才不足，臣又以为不然。臣蒙陛下所知，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者。如臣者又疾病，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恐终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录文字，且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是日］安石又白上：“程昉七月八日自淤田所离京赴河上，第四、第五埽乃七月八日决，兼昉自从提举修漳河，即不曾管勾第四、第五埽，所以不曾取勘。”上以为然。安石又具言昉所举买草官五人者姓名，且曰：“陛下昨谓揽作内官文字者，必高晦也。晦尝以所为诗来见臣，与语亦惺惺，干得麄事。今既许昉举官，止要能买草耳，高节上士岂肯就昉求举？但能买草，即昉非谬举。若所举人曾揽作内臣文字，恐未合罪昉。或作过败事，然后罪昉可也。中书所以用昉，止为河事。不然，交结昉将欲何为？”上曰：“程昉何用交结！”安石曰：“今议河事，如李立之辈计料八百万工，朝廷必不能应副。即立之辈自不肯任后患，而张茂则与程昉独肯任此，比之怀奸自营之人，宜见念察。如李若愚言，恐程昉谗害，乞罢押班。臣与王珪并曾问昉，皆言与若愚无隙。若其有隙，不知是何时有隙，如何今日乃始乞罢押班以避昉？”上曰：“若愚不为程昉乞罢押班。”安石曰：“臣但见密院如此说。”上曰：“密院只是料其如此，昉不曾有此言。”安石曰：“不然，陛下何以知昉与若愚有隙？”上曰：“为淤田司事异同，有文字。”安石曰：“陛下自令若愚体量李师中、王韶，中书见其不实，乃具前后情状，乞别差官。不然，则朝廷赏罚为奸人所移，安用彼相？既沈起体量王韶果无一罪，文彦博反谓沈起附会，又谓王韶之势赫赫于关中。陛下以此不能无疑，故夺韶一官。当是时，韶实无一罪，后因韩缜打量韶所言荒地，始明白。然陛下未尝究问从初体量不实之人。昨王韶奏生羌举种内属，陛下便以为不合如此。况蕃户既受官职请料钱，不肯属夏国，即是举种内属，纵似矜功，未为诬罔，陛下即已非其如此。至于妨功害能，罔上不实，即一切不问。如此，即人孰肯为陛下尽力？尽力有何所利？”上曰：“王韶非不拔擢。”安石曰：“妨功害能，沮国害事，而陛下任用，名位过于王韶者，何可胜数？则王韶受拔擢未为优过，亦未足以劝人为忠。”
［正月二十四日］其后，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官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亦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尝论留得此辈无所利，但恐为患。臣近见张守约言古渭一带属户多饿死者，今边障极虚，中国久来熟户尚不暇救恤，乃更欲招夏国老弱收养，岂为得计？”上曰：“中国人固多，诚不赖夏人。然言者谓收纳夏国人，使彼人少，即于彼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今陛下所御将帅一心奉陛下所欲为，然后可任以整缉边事。边事各有条理，然后可以挠夏国。今熟户饿死，将帅不能救恤，陛下尚不得闻知，如何乃能困夏国？臣愚以谓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谩，然后边可治，边可治，则如秉常者虽欲埽除，极不为难。若未能如此，即无困夏国之理。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如西事之初，陛下谓臣及韩绛皆欲以西事为己功，故有此言。臣以此于西事不能不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盖人臣之义，量而后入，故不能先事极争，先事极争，则无后事之验，臣终身受妨功害能之嫌，臣以为如此害于臣智，故不敢。然怀不能已，固尝论奏。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辄言宣抚司过失。如赵卨多夺韩绛所与酬奖人官职，然至降羌事，则以为但当善遇之，必得其用。广渊则专欲遣归。”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陛下亦疑广渊，后果如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若蕃人晓蕃情，即无缘有归而尽被杀戮之理。”上曰：“恐边吏欲其归，不免多方迫胁。”安石曰：“若遣归果被杀戮，则岂惮内徙？除内徙外，何事可迫胁？兼此事关众，有何急切，乃非理迫胁，不畏为人所言？”上曰：“问之无伤，要须别遣人问，佥欲令计会地界人往。”上曰：“如张宗谔即欲遣归。”文彦博曰：“王文郁乃欲存留，安石令计会地界人与边吏聚问，必不敢非理迫胁。”上又言：“王庆民前奏，招到人袒膊杀贼甚力，后乃言不可存留，止为人情反复难信。”安石曰：“彼若诚心内附，已受官职、禄赐，即为我袒膊杀贼，固本分事，如王庆民所言者是也。彼若父母、妻子皆在彼，乃为人虏掠而来，欲望其尽心杀贼，即无有此理，如前日结胜是也。此非但不可望其杀贼，亦恐更为内患。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今要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正月二十七日］刘庠言：“胜少壮武勇，恐归为夏人乡导。”又言：“前保胜者蕃官五十人，殆非实。所以奏者，姑慰众心耳。今厚赏告者，恐开诬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岂少如胜者为乡导？胜得免罪遣还，夏人又尝杀其爱女，岂肯为夏人致死于我？众蕃官敢为欺罔，为将帅者更枉道以慰其心，此皆无理。”文彦博曰：“将帅于事，不得不反复思虑详合如此。”上曰：“如此思虑非是，告叛得实，顾不敢赏，恐开诬告之路，此甚无谓。”安石曰：“如此，则告变之法皆可除矣。”诏庠依前诏施行，仍与告者麟州差遣，使蕃部具见之。
［是日］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于是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惟保甲事，人情不安。昨张琥亦言军士一日两教，未尝得赏赐，而保丁才射，即得银楪，又免般粮草夫力，军人不如也。”安石曰：“禁兵皆厚得衣粮，未尝在行阵，顷陛下与十分支粮，非不加恤也。今朝廷教诱保丁，于军士有何所负而遽敢怨望者？以军士怨望，遂一不敢有所为，乃是众卒为政，非所以制众卒也。”上曰：“如此，即与唐庄宗无异矣。”充曰：“如庆州事，令属户在前，募兵在后，当矢石者属户也，于募兵无所苦而反，何也？”安石曰：“募兵与属户同出战，其劳费等。至遇贼取功赏，则惟属户专之，募兵皆不预，至令贫窘无以自活，则其为乱，固其所也。岂与教诱保丁事类？”上曰：“宣抚司所以致军人怨怒，非一事：如夺骑士马，使属户乘之；又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军人以此尤不平。”安石曰：“如此事，恐未为失。盖朝廷既令为供奉官，即应得禁军控马，如何辄敢不平？如汉高祖得陈平，令为护军，诸将不服，复令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言。小人亦要以气胜之，使其悖慢之气销。但当深察其情，不令有失理分而已。”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今五代之弊根实未能除。”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庆卒所以不敢复偃蹇者，惩柔远之事，恐属户乘之故也。然则募兵岂可专恃？”
［二月十一日］诏与弼假。
［二月十二日］泾原经略使蔡挺言：“西事定，宜罢三将训练万五千军马。”王安石奏西人必无奔冲，粮草可惜，罢戍为便。上欲议和了徐罢之，文彦博亦以为然。安石谓西人必不能犯边，且和议不计戍兵多少，上乃令罢两将，留河中一将。
［二月十五日］上曰：“昨岐王府官各转一官，曾任东宫官宜各与转一官。”
［二月二十一日］仍令知绥德城折克隽以此事理与夏人折难商量。先是，秉常有此奏，而近羌议地界首领杨巴凌等与克隽议，乃抵以为初未尝约二十里，中间立堠开壕而已。于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隽折难可也，牒之即似示以汲汲。”故有是命。
［三月四日］知庆州王广渊言：“乞移浪斡、臧嵬等于近里汉界熟户部内买地住坐耕种，应迁徙者作三等给修造价钱，仍委经略司计口贷粮，常加存附。”从之。
［三月十九日］诏赵卨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寨，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夷狄不在数里地，此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安石又曰：“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以其君臣强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过亲昵阘冗之人，然而终不能兼制彼者，必有以也，将帅未肯出智力为陛下任事，虽欲出智力任事，亦恐未敢得志。”上曰：“有智力人诚少。”安石曰：“有智力人岂在多？但人人竭心以奉朝廷号令。
所与议出号令者，亦岂在多人？但要好恶是非分晓耳。”
［三月二十四日］进呈郭逵奏分析缘边安抚司招俞龙珂屈辱事，上曰：“却无屈辱，候差官勘王韶事，一处令勘。”
［四月三日］广渊又言：“浪斡、臧嵬地虽见今耕牧，缘前牒报夏国不曾耕牧，将来必争。”王安石曰：“夏国奏状云依见耕牧为界，即理不合争。”上以为必争，安石曰：“彼国主幼，用事者防将来归责，必且争执，至于甚不得已，众皆欲割弃，然后敢许我，所以纾将来之责。若敢旅拒，即恐无之。朝廷当知此意，即不须汲汲应之。”
［四月二十日］上戒令绥抚一路，李肃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扰州县耳。”上不悦。
［四月二十五日］先是，权发遣开封府推官晁端彦言：“杂供库岁约支九千余贯，已裁减三分之一。乞下左藏库借钱为本，依古公廨钱及今检校库召人借贷出息，却候攒剩拨还。”诏左藏库支本钱七万贯，差同勾当司录司检校库吴安持与本司户曹孙迪专一置局管勾息钱支给。是日，上批问中书：“昨支左藏库钱七万贯与开封府，召人情愿借贷，依常平出息，充捕贼赏钱。访闻本府违法，并不召人情愿请领，却将逐色行人等第配率。”王安石白上：“此臣女壻所领，必无此事，自可令冯京取索文字推究，事极分明，未尝配率也。”
［四月二十六日］广渊又言：“浪斡、臧嵬官已买与地，初不曾侵耕西界，惟是宣抚司指挥，后有七十余户侵耕生地百余顷，乞令鲜于师中相度。”文彦博曰：“广渊作帅，岂可却推师中相度？”安石曰：“广渊但恐朝廷不信，故欲朝廷质师中，亦不为避事。”又谓吴充曰：“朝廷亦不须计惜此尺寸地。”充曰：“只恐违却元降指挥。”安石曰：“若指挥外求索则难，若指挥内自有所裁损，何为不可？”文彦博、冯京及充问蔡挺，挺言：“地已尽耕，向时所买地皆不可种，有名而已。”上曰：“何如？”彦博曰：“必已尽耕，西人地不止百余顷。”上曰：“蔡挺必知子细。”挺曰：“臣去庆州后，方招到浪斡等，闻官所买地不堪耕，后来尽耕却蕃人地。”安石曰：“挺亦止传闻，此事可案验，令鲜于师中案验尽耕与不尽耕及所耕顷亩，皆可见诣实。”上曰：“若专要退地，即如何措置臧嵬等？”安石曰：“向来只用二千贯买地，一顷才十贯余，宜其不好。今若以臧嵬等归附，务在优抚，即捐数万贯买地给与，必不至失所。”佥以为无地可买。上曰：“又恐买却地，熟户无以安存。”安石曰：“熟户亦须自有买卖田地者，官以善价买其地，卖地者不患失所，亦不患无地可买。”上曰：“只恐羌夷性贪，示以弱即转无厌。”安石曰：“羌夷诚不可狃，然亦计度事势，若强弱适相当，即狃之更来侵陵无已；若彼方困弱，困弱而示强，即我稍假借以利，更易为柔服。且边鄙事须计大势，即此尺寸地未有所计，彼岂以尺寸地便绝和好？虽固争不与，彼亦不过声言点集为迫胁之计，终未敢便深入也。然此小利恐不须争。”挺曰：“若相度买地，须候商量界至事定。未定间若彼知买地，即难商量。”上曰：“相度地事，须令经略司密之。”安石曰：“此事不须密，若彼知我买地，必更缓以待我，我若有地可买，自可退地与彼，我若无地可买，可必要彼地，则彼亦知我取之非得已，正恐他路亦有侵地，因此更难商量。”挺以为诸路地与此不同，此地为有数山寨，界至分明，故必争。安石曰：“陛下初议界至，亦料此处难商量，即知他处与此处不同。”上曰：“广渊作帅，须专委广渊计置此事。”安石曰：“按验地即不须要鲜于师中。”上乃从安石言，令广渊相度以闻。于是，退地与夏国，改徙臧嵬等，广渊言庆卒尚反侧，未可用，不宜有疆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