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方和四川陷入混乱的同时，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某些人也在蠢蠢欲动，图谋独立。与北方因为皇室内讧和少数民族入侵造成的分裂不同，南方的分裂倾向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南方第一次滑向分裂边缘是在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北方八王之乱高潮之时。为了镇压四川李氏兄弟领导的流民起义，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官府强征青壮年入伍去四川作战。百姓们都不愿意去，官府只知道一味催逼。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张昌乘机纠合那些不愿远戍的百姓，再笼络南下荆州要饭的北方流民，揭竿而起。张昌顺利地打败荆州官兵，占领了江夏郡，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有记载说张昌是“义阳蛮”，认为他是少数民族人。张昌的军队装束很奇怪，将士们都头戴红帽，拿马尾当胡子挂在脸上，很有少数民族特色。但张昌即便真的是少数民族，也是汉化很深的少数民族后裔。他祖父都在州县为吏，张昌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完全是汉化的。他改名李辰，鼓吹“会有圣人出来为民之主”，然后找到做过县吏的丘沈，把他改名叫刘尼，诈称汉室后裔，立为皇帝。张昌自己做相国，正式开朝建国了！张昌政权趁南方空虚，四处攻略，扩大地盘。张昌亲自北上，进攻襄樊和宛城，杀死司马懿的孙子、新野王司马歆；部将陈贞向南下攻陷武陵、零陵、长沙、武昌（今湖北鄂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另一个部将石冰东进，在长江下游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至此，张昌政权占据了荆、江、徐、扬、豫五州的许多州县，俨然是一个大的割据政权。

南方糜烂，眼看不将为朝廷所有，西晋王朝紧急调年长而干练的大臣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全权负责镇压张昌。

刘弘主要干了两件事。第一是与民为善，消除百姓对朝廷的不满情绪；第二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个人：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陶侃。这后一件事深刻影响了东晋早期历史。

陶侃，出身寒门，少年丧父，家境至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非常坚强，对陶侃管教很严，日夜纺织甚至割发卖钱培养儿子，希望儿子能够有所作为。陶侃从小严肃勤勉，自强不息，好结交朋友。尽管能力出众、名声在外，却因为出身低贱，陶侃只能出任一些杂役闲差。他先是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过县主簿，后来去洛阳四处求官，受到侮辱，后来补任荆州南部的武冈县令。此时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了，感叹命运不济，加上与太守关系紧张便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里的小中正。刘弘知人善任，平地一声雷，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大都护，领兵打张昌。陶侃连战连胜，张昌败亡，荆州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刘弘非常高兴，对陶侃说：“我从前在羊公（羊祜）手下做参军，羊公说我日后会做到他当时的官职。现在看来，你会做我的后任的。”陶侃时年45岁，刚崭露头角，算是高龄了。

张昌余部石冰还在江东一带发展。西晋建立后，原先东吴的世家大族纷纷在江东占地自守，保存了强大的实力。他们纷纷起兵，自发与石冰作战。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是江东大族中的“强宗”。周氏代表周玘联合另外两个大族贺循、甘卓一齐起兵，攻杀石冰委派的官吏和军队，迫使石冰向北发展，进攻淮南重镇寿春（今安徽寿县）。镇守寿春的征东将军刘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陶侃的同乡陈敏，和陶侃一样廉洁能干，可惜出身低微，在郡吏位置上徘徊。当时，陈敏恰好在寿春运粮。他自告奋勇，组织运粮兵，再从刘准手里要来了部分正规军，迎战石冰。陈敏指挥得当，作战勇敢，镇压了石冰的军队。朝廷任命他做广陵相。

如果说张昌、石冰的造反还属于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范畴，那么，南方接下来的又一场大乱则是有着明确政治意图、影响广泛的“独立运动”。

立下大功的陈敏本身也是个野心家，能干又有地盘。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用陈敏做右将军、前锋都督。他不看好司马越，借口回江东扩充军队，于当年十二月攻占历阳（今安徽和县），公开反晋，派兄弟陈恢与钱端南取江州（今江西、福建、鄂南）、兄弟陈斌东取长江下游各郡。西晋官吏望风而逃。

陈敏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割据江南，恢复东吴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东吴的建立者孙坚父子就是趁北方大乱，夺取江东各郡为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巧合的是，孙坚也出身低微，长期在郡吏的位置上徘徊。所以，陈敏对南方各地以“恢复故国”相号召，对江东的豪杰、名士注意收罗礼待。西晋统一后对南方的歧视导致南方各个阶层，尤其是在新王朝仕途不顺的士人阶层，普遍对东吴政权有所留恋，倾向趁北方大乱重新独立。大族甘卓主动向陈敏示好，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南三骏”，在洛阳很不顺利，如今欣然接受了陈敏政权右将军的任命。贺循、周玘两人虽然装病观望，没有加入反叛队伍，但也没有起兵镇压，默认了陈敏对江南各地的占领。江东既定，陈敏自封为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建立了“楚”政权，加九锡，为称帝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