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宰相这样的重臣权位都在快速变化，可见朝局动荡的激烈程度。动荡，意味着空间，朝堂上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些空缺都流着诱人的蜜糖香味，吸引着一干权贵舍身忘命，他们能不动心，能不勾连，能不攀附？这些都需要送礼，金银显然是紧缺物之一，不管是作为直接的贿款还是金银器皿都很合适。

动荡的另一方面是恐慌，主战派自然喜不自胜，现在都在积极进取，可遭受打击的一方却惶惶不安，宰相说罢免就罢免了，自己的位置也是风雨飘摇，为了保住权位，能不积极运作？

留在汴梁城的这些官员，不管主和还是主战，毕竟也算是有苦劳的，还有一部分人，此时就不仅仅是恐慌了，而是恐惧。那批正月随着宋徽宗逃出开封，又在三月随着金兵退走，被宋钦宗一一召回京师的权贵，此时一个个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

这些人中，以蔡京、童贯为首，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一方面，他们仓皇出逃期间，就已经被定为六贼，无论主和还是主战派，对他们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还卷进了皇权斗争中。比如童贯，当他从太原逃回开封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宋钦宗恳求他留下来抗敌，但他选择了宋徽宗，护着老皇帝逃跑。现在表面上看，小皇帝不但没有被金兵抓走，而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彻底掌握了权力，此时童贯这些人能不惊恐？

不管是图谋进取的新兴势力，还是试图维持的既得势力，或是力求脱罪的逃跑权贵，都有很大的送礼需要。

尤其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为代表的六贼势力，他们不但有罪，关键是很有钱。逃出京师之前，他们一个个都长期在宋徽宗时期权倾一方，就连其中攀附蔡京的朱勔，在江南都聚敛了三十万亩良田，各种财富更是不可计数，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这些人因宋徽宗而富贵，现在也随着宋徽宗而失势，并且绝无翻身的可能。在李纲、吴敏的维护下，蔡京接连被贬，而且始终有御史弹劾，认为处置太过宽宥。可以想象，童贯这样的没有党羽保护的宦官，朱勔这样的佞臣，命运更加堪忧。贬官倒不算什么，他们基本上也不可能继续做官，关键是一旦获罪，他们庞大的家财势必被抄家。家人甚至流放、充军，发卖教坊司为娼。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吝惜洒下大把银子脱罪的。恰好因为他们在围城前就逃了出去，带走了大量能够带走的钱财，当这些人将幸存的，聚敛几十年得来的巨额财富拿来送礼的时候，金银器皿的价格暴涨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些情况并不是金银铺掌柜告诉李慢侯的，而是李慢侯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老板恨不得贬低金银的预期价格，好让李慢侯尽快高价处理给他呢。

李慢侯跟掌柜的商定了一番，然后走出了铺子。接连走遍了整条街的金银铺，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价格也了解的差不多，金银价格比围城前暴涨了十倍左右。过去一两黄金折合十二两白银左右，现在一两黄金涨到了三十两白银，过去一两白银兑换一千两百铜钱左右，现在则能换到一万钱左右。

李慢侯之后几乎以扫荡的态势，挨家挨户走遍这些面向权贵的奢侈品店铺，贩卖金珠玉器的珍玩店也是关注的重点，得到的信息比李慢侯想的还好。

送礼送金银本就粗俗，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更加雅致，古器珍玩美玉才是最爱。这些物件儿，同样在战争中饱受毁弃。只要是金兵统帅肯接受的，宋钦宗全都搜刮了送去，皇宫的各种用具都扫荡一空，乃至宋钦宗一度无法在大殿上进食，因为没了相关器皿。宋徽宗奢侈一生搜集起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只要金兵肯要，也都从各个园林中搜刮了去。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金兵统帅不可能给出什么高价。名义上金兵带走了两千万两白银，八十万两黄金的各种物品，实际价值可能远不止这点。

战争暂时结束了，这些东西都得重置。皇帝得有基本的体面，新兴的各大权贵，也必然要效仿前辈搜刮一番。所以奇珍异宝这段时间，价格比金银更夸张，因为这些物件，比金银其实更具有礼品性质。

同样跟各大古玩铺的掌柜、东家商定了一番后，李慢侯转身往北再次走到汴河上，沿着河岸往东，一路走到了东水门。

东水门是汴河从东南进入开封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无数漕船，从南方运送海量的物资经这里进入开封城，因此这里的交易十分密集，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在这里最为活跃，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行业。

沿着城门墙下，有一排鳞次栉比的屋舍，最靠近城门处，有一间屋子，正面敞开，里边一张几案，一个穿着长衫，头戴官帽的中年端坐几案后面，此时竟然还有官员竟坐于其中？

李慢侯颇有些意外，不过抬头看着敞开的水门也就释然了。北宋城虽然没有被攻破，可是北宋朝廷的举措，可能比金兵亲自搜刮都更加高效，因此这段时间开封城内物价高昂，外地船队玩命的挤进开封，朝廷官员或者有利益掺杂其间，或者为了维持市面稳定，恢复正常生活，加上北方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以及催问军饷的奏折，朝臣和皇帝才允许城门日夜不闭，一方面可以输入更多的物产平抑物价，另一方面可以收取更多的税收充作军费。

所以这个官员是一个税官，但李慢侯看着官员那漫不经心的神情，很怀疑他真的拥有收税的基本技能。有两个胥吏模样的小吏，不时将一份份文件送到官员面前，官员匆匆扫过，点头盖印，就算是做完了工作。其他诸如货物点算，都是做实际工作的胥吏跟商人接触，这个官员并不插手，倒也应了他的官名：官监税务。

李慢侯不是来交税的，他对税监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出入官舍的一群人物。正是他们手持一份份文书，进官舍交给胥吏，再由胥吏递送给税监正官。这群人就是交易行业中重要的一环：牙行！

牙行就是中间人，也叫经纪人，掮客等等，各行各业都有这种人物存在。他们吃的是人脉饭，离了他们外地人初来乍到做生意就寸步难行，这些人中鱼龙混杂，尤其是这种行当，靠关系吃饭，从业者最为奸猾阴险，更不讲道德，一不小心就容易吃亏。李慢侯对这种人天生抱有警惕心理，所以他观察了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走向一个看着颇为体面的牙人商铺。

这是一家交引铺。

李慢侯走进去后，跟掌柜的聊了几句，对方拿出一张盐引给他看。

这是一张印刷标准的纸张，上面写着准许运输贩卖食言等官方辞令，纸用的是官府专用的契纸，略微发黄，但韧性很好，很耐磨，地契、房契都用这种纸张。分为两卷，中间留有盖印空白，盖印后，一分两分，前卷榷场官员收走，称作引根，后卷留给商人作为凭证，称为引纸。

交引铺的伙计之所以频繁出入官舍，其实就是处理跟官员的交割问题，这些人，至少他们的东家，都跟榷场官员有极深的勾连。

李慢侯打听了一番，这种盐引，一引准许买盐、贩盐1165斤，价值6贯，这是官方标价，这些交引商给官府缴纳6贯钱才能领取一张，其中不会有水分。但他们给李慢侯开价5贯，说明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印证了李慢侯的猜想，盐引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许可，而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有价证券！

北宋前期，乃至之前的朝代，盐引的主要作用是官府专卖制度的一种手段。给商人发盐引，商人才能从盐场领取食盐，而盐场被官府绝对控制。知道蔡京执政，这些情况才开始改变。

蔡京大力改革了交引方法，允许商人直接向盐场、盐户采购食盐，官府只发放盐引，于是生产、流通阶段，基本都交给了民间，政府大规模从生产中退出，反而大大增加了食盐产量和销量，盐引从过去一种财政补充，迅速升级为北宋最主要的财政收入。

宋史中记载，蔡京改革盐法后，盐税节节增加，盐税一度高达三千万贯，占了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后世的明朝，在人口更多的情况下，盐税最多的记录只有二百五十万两银子，盐税大规模流失进了贪腐官员的口袋里。

由于蔡京的改革，以前商人要贩盐、买盐，必须先在开封领取盐引，然后去盐场采购，然后运到指定地方出售。蔡京改革后，商人往往是去了产盐地，在当地交引铺里购买盐引，然后买盐，到了京城后，就地变卖，如果发现京城盐价不划算，会在京城交引铺再买盐引，贩卖到更远的地方贩卖。

由于盐商只跟引商接触，经营方式上灵活了无数倍。盐引分长引和短引，短引只能在路州境内贩运，长引却能跨州过府贩运。因此他们长引换短引，短引换长引，十分频繁。由于盐引是标准格式印刷，只要印章制式统一，其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许多引商跟榷场官员勾结，得意从中频繁调换，这些都不是外地盐商能玩得起的，所以衍生出了大量专业经营盐引等官方凭证的铺子出来。

由于他们能榷场兑换出交引，所以他们往往可以用低于官方的价格出售盐引，标准格式的盐引也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信用凭证被更多人接受，许多商人交易中甚至作为货币使用。

李慢侯跟交引铺谈了一会儿，提出他要的数量众多，对方讲价格一路下压到了3贯钱。不过李慢侯还是不满意，因为有价证券的波动，往往比票面价值要偏离的多。

只是初次接触，对方又是各种生意行当中最简化的经营证券的金融商人，所以一时间很难探到对方的底线。走遍了城门这里的全部交引铺子，价格大致相当，超过一万贯的话，价格可以压倒3贯钱左右。

此时天已经很晚了，尽管进出城门的漕船依然频繁，在灯火映照下，热火朝天，可空气中已经带着凉意，街道一望不到头，却没几个行人。

李慢侯告辞了最后一家交引铺，立刻折返回家。

过了上土桥、下土桥，接着来到内城里的相国寺桥旁，突然听到一阵阵琵琶声。

此时天上明月高悬，倒影在河水中被水波震碎，散开一片片宝石样的碎片。水面上空空如也，四周寂静无人，不远处相国寺高大的建筑威严，声音明明就在跟前，却找不到来源，而且琵琶声中似有一股悲凉。

这让李慢侯心里发毛，转到桥旁往下看去，果然桥底藏着一艘小船。

叫了两声，船舱中钻出一个光脚的野丫头，琵琶声也停了下来。

“是你弹得琵琶？”

李慢侯问道。

丫头摇头：“是我家小姐弹得，客官可是要听曲？”

李慢侯这才注意到，藏在相国寺桥下阴影中的这艘小船，竟是一艘画舫。汴河上画舫众多，大多是青楼的画舫，也有一些歌女私营的，甚至有一些只会做皮肉生意的船女。这艘船的主人恐怕就是这样的情况，开不起青楼，姿色又入不了青楼，或者年长被青楼逐出等等。

都是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