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那些佃户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等写着他们名字新地契拿在手上，这些人才得知我爷爷并非跟他们开玩笑逗闷子。

这下他们可高兴坏了，出门见人就夸奖我爷爷，说这章家二少爷真不愧是做大官儿的，连自家的土地都舍得拿出来分送旁人，这手笔气度绝不一般，真是民之父母。

当时我爷爷的职务是县财政局副局长兼土地改革推进委员会主任，其中副局长是加衔，后面的委员会主任才是他的本职，可乡下人记不得这么长的名字，逢人便说我爷爷是县衙里的副太爷。

我爷爷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极大地影响了当时老家那些仍持观望态度的地主们：“敢情这章家老二是吃生米的？自己家的土地随随便便就分掉了？那最好还是不要惹他，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老老实实照他说的做吧。”

就这样，我爷爷毫无阻碍地在家乡推行了土地改革，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当然了，三爷爷他对爷爷这般分配土地十分不满意，但由于他对之前偷卖家里土地一事心中有愧，觉得自己将来没法向大爷爷和四爷爷交代。

再加上爷爷他当年冲三爷爷拍胸脯许诺，只要三爷爷他支持自己土改，待大爷爷和四爷爷回家之后，自有爷爷他出面解释老爷爷传下的土地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此外爷爷他还吓唬三爷爷说，现在超过十亩地就会被划为地主，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名头，说不准啥时候就要再打一次地主老财，不如安安稳稳当个富农得了，如此这般才算安抚住三爷爷两口子。

不过后来国内土地革命形势转变，主要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可以分地的地主，所以特地降低了标准，规定凡是拥有十亩地的人家也算地主。

这下就尴尬了，最后爷爷他找人往三爷爷的土地上移栽了十几株枣树，又特地嘱咐村支书说这枣子熟了，全村人都可以去摘，所以种枣树这块地面得算村里公摊，不是三爷爷家的私有土地。

那村支书和我老奶奶家沾个拐弯儿亲，自然明白爷爷他是在保护兄弟，很上道地拍胸脯保证说，一切包在自己身上。

于是在老支书的一番操持下，我们家那个村子不但没有一个地主，甚至连富农都没有：三爷爷他被划分为中农，而爷爷他由于名下没有一分地，所以家庭出身属于最最光荣的贫农……

这一切内情，都是我小时候缠着爷爷讲故事时，他亲口告诉我的，可八爷当时并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