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颗，落在了一艘小型的兵船上，没有任何疑问，几乎是一瞬间，小船就拦腰折断，就如同被一只大手折断的筷子一样，喀嚓一声断成两节。上面的士兵瞬间就看不到人了，而小船也在接下来一两个呼吸的时间里化为一堆碎木板。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害怕的，最让人害怕的，是一艘不幸被两颗炮弹命中的战船。巨大的船体，像是被人狠狠推了一把一般，在湖面上迅速歪倒，上面炸开了无数的碎木屑和烟尘，一瞬间就有几十个士兵被抛飞而起。这才是最可怕的，当大家都觉得战船在水面上安稳无比，只有大浪才能摧毁的时候，梁山狠狠给他们上了一课。

只用了两颗炮弹，一颗打在了船身上，一颗打在了桅杆上，然后，这艘战船就失去了战斗力。

宋朝的穿用的还是硬帆，就是一块块的木板，被打断的桅杆倒了下来，上面的木板直接压在了甲板上，光是这一下，就不知道压死了多少人，而且失去了船帆，战船就失去了机动力，只能沦为被动挨打的货色。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炮火齐发，梁山水军用残酷无比的现实告诉朝廷官兵，这就是梁山的实力！

可能有人会说，北宋的时候有火器吗？或者，北宋的时候火器有这么强大吗？

事实上，北宋已经有火器了，而且并不算弱。

北宋发明火药武器的明证，当属1044年曾公亮和丁度奉敕编撰的军事巨着《武经总要》。在这部宋代军事大全中，详细列出了三种军用武器——毒烟球、火炮、蒺藜火球的火药配方。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其中，硝的比重大幅增加，比硫和炭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已接近后来黑火药硝占75%的配方，威力更是大幅度提升。

北南两宋，可以说是上承五代，下启金元，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科技辉煌，是华夏数千载史上足以自夸于世界的一座古典文明高峰。然而，大宋王朝在军事上的整体表现给人以“积贫积弱”的印象，从对仗大辽、抗衡西夏，到半亡于金，直到崖山亡于蒙古，似乎无不是窝囊受气、被动挨打之窘态。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弗朗西斯·培根，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不将火药与指南针、印刷术一起，誉为敲开人类近代文明之门的“三大发明”。

但中国发明的火药，此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中外发明权之争，从希腊发明说、欧洲发明说、阿拉伯发明说到印度乃至其他国家发明说，不一而足。近代西方更是一度将火药发明的桂冠直接戴在13世纪英国人罗吉尔·培根和14世纪德国传奇僧人施瓦茨等“有名有姓”的人物头上。

更让人气短与不平的是，将火药发明权最早拱手让人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而且还不是在自信心跌落的近代。

1487年，即明朝中期，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率先给出了“火药自外夷来”的说法。丘濬认为，中国自古缺乏制造火药的原材料，同时也没有对应的文献记载为支撑，因此火药必当传自外邦。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两人尽管时隔近180年，但对火药史考证的“结论”及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自信心跌落，加之西方日渐强势的话语霸权，使得火药发明权一度与中国渐行渐远。

之所以造成这种“怪相”，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丘、方二人将火药史与火器史“拉郎配”式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火器是火药的主要载体，对火器史的文献追溯便成为探究火药起源的关键。基于这种逻辑，丘濬却认为中国古来传说的火器不过是抛石机械或一般的纵火装备，并非真正的火器，与火药毫不沾边，故而火药只能是外来之物。方以智虽从唐代文献中查到“火树银花”之说，并推测“烟火”中应已使用火药，但拘于火器与火药一体的“捆绑”范式，依然接受了“烟火亦由外夷来”之说。

自丘、方二人始，经清代陈元龙、赵翼、梁章钜，到民国陆懋德、李乔苹等，无不把火药武器的发明年代等同于火药出世的时间。19世纪，国外研究者从火药英国发明说、德国发明说，到印度或中亚发明说等，也几乎都坚持火器与火药一体的捆绑式研究范式，并就火药发明权这一纠结太多民族主义情感的殊荣展开激烈争夺。

真正使火药发明归于华夏，并由此重塑民族自信心的人，是20世纪曹焕文、冯家昇、王铃等中外学者。

其中，研究范式的翻转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