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银行家永远比国家元首更有话语权。”尉文龙简洁地说道，“你应该知道美国七位总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银行家的暗杀。其中六名都死了，只有杰克逊逃过了一劫。”

“呵呵，那是那位大人福大命大，当年在国会山刺杀他的理查?劳伦斯对他用两把手枪开了枪，两次都是臭弹。这种概率是十二万五千分之一，杰克逊也够幸运。所以杰克逊这位唯一一次把美国国债降到零的大才才能够自傲地在墓志铭上写上‘我杀死了银行’。”

我一边谈笑风生地说着，一边则是思忖着尉文龙的这种组织运转模式的可能性。

尉文龙的项圈如果能够深入研究，自然是一种高风险，但是有效性比较强的控制人的方式，但是终究需要用利益这条红履绳把成员和组织牵绊住。

所以尉文龙提出的了ev值的想法。这个想法说来复杂，却也容易。说白了就是组织贡献度的交易。

用我能够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来换取你能够做到我做不到的事。

比如说官员闻风丧胆的中纪委的监察部和巡视组才能够得知的“双规”信息，来对换有被“双规”风险的官员的其他讯息，类似于股票市场内部讯息、财务部的报表、规划部的未来规划和人员调动等等中纪委无权得知的讯息。

比如说，山西焦煤企业的巨头需要得知山西省政府关系到山西一号文件和未来煤矿业发展图景的讯息，而山西政府办公室某主任需要一定的经费解决私人问题。那么，掌握讯息的组织就可以从中起到中介方的作用，用企业的资产为政府办公室主任解决私人问题，而政府办公室主任则可以提供相应的讯息作为交换，官商之间各取所需，平衡利益。

再比如说，某位身手老练的地下杀手需要一笔的紧急费用，而某民企的掌舵人a需要暗杀一名竞争企业的高层b，就可以以组织作为中介联系双方进行磋商，把他们双方需要的利益结合起来，掌舵人a出钱，杀手出力，各取所需。

而杀手所能够获得的紧急费用数量，则是和他的努力值挂钩，譬如说，10点努力值，能够让杀手接到价值10万的任务，而100点努力值，则可以让杀手接到价值100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