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在劳动表现和创造价值上，并不见得比传统的唐人更有优势，但是胜在某种意义上的吃苦耐劳不挑食，服从性好而忍受力极高；在特定的环境下维持成本和管理投入更低，可以用来作为贫瘠荒芜之地的开拓先锋和慢性消耗品。

而在此期间，沿途报告上来的除了具体数据有所差别之外，基本是千篇一律或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是官僚体系僵化和教条的产物，而是代表了地方某种相当平稳的日常态势，既没有大兴也没有大变，而按部就帮的渐进发展过程，这才是传统农业社会所最常见的，也是梦寐以求的年景。

得益于运河水系的配套灌溉和气候调节体系，淮镇治下这些年已经再没有听过，与气候有关大灾大害了，就算是早些年的淮河泛滥的大水，或又是后来肆虐两淮的蝗灾，对于淮镇重点开拓的核心区域，也未能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作物自然规和周期，所造成年成本身有所丰减盈亏变化，以及一些周边区域灾害的连带波及之外，就很难对于淮镇治下农业生产的整体大势，造成明显影响和拨动了。

而且就算是这些因素同时发生了，在淮镇的组织效率和动员能力之下，很有大程度上被削弱和遏制，乃至将影响消弭于无形之中。

毕竟，在传统模式下的小农经济生态固然是相当脆弱和听天由命的。

但是如果换成了强势政权，在执行力和组织效率下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及最大优化后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产模式，再加上初级工业化所提供的工具、技术和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辅助和反哺，那就会在多重加成的相互连锁作用下，完全变成另一回事了。

就算是过去的经济模式下，一个政权或许需要相对平稳的三到五年时间，才能积攒下一年之粟，而且还伴随的是对民间穷尽搜括所造成的一系列附带后果。

故管子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

但是如果加上种子工具肥料等先进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各种农业增产，以及物流输转和粮食保存加工等方面的一系列加成之后，那就完全可以用突飞猛进的完整代差来形容了。

就算是遇到了同样的天灾人祸，也完全可以用更有效率的运用社会资源和宏光计划内的调配能力，将其影响和破坏性削减到最低程度，或是控制和仅限于特定的范围内；

而不至产生类似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灾之后必有大乱之类，一连串彻底失控的连锁反应和局势迅速崩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