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吕惠卿忽得又皱起眉来，“怎么说到韩冈身上了。”

吕升卿眨了眨眼睛，也愣了。议论了半天韩冈的诗才，吕家兄弟才发现自己的话题莫名其妙的就偏掉了。

“苏轼之事大哥你觉得该怎么办？”吕升卿问道。

“现在还不是表态的时候，暂时由着李定他们闹去。”吕惠卿道，“御史台已经请了上命，遣人去湖州捉人了，有什么话等苏轼上京后再说吧。治他的罪，当能给州县中明里暗里反对新法的一干鬼祟之人一个警告，手实法推行也能更加顺利。但以言辞、诗文定重罪，这一点就万万不能了……不为苏轼，只为自己。”

“大哥说的正是。”吕升卿点头，“就是只为了自己，也肯定是要劝一劝天子。苏轼文才旷世，怎么也得保住他的性命。”

“……要真的这么说，苏轼多半就死定了。”吕惠卿声音低得很，没让他的弟弟听到。

……………………

韩冈刚刚赴了韩缜的邀约，在群牧使府上吃喝了一顿。前后十巡酒，二十道正菜，加上甜点、菓子，凉菜，对韩冈来说，实在是丰盛得过了头。灵寿韩家的豪富，也总算是领会到了。

在席面上，两人并没有说多少公事，只是天南海北的聊着天，说着不着调的闲话。

韩缜请韩冈，也只是联络感情的打算，都在一个衙门里面共事了，没坐在一起喝过酒，怎么都是一件奇怪的事。

韩缜早就想请韩冈一起饮宴，也正式出言邀请过。不过韩冈如今绝足欢场，对于一些脂粉味太重的酒楼敬谢不敏，韩缜等到过了年了，才邀请了韩冈过府一叙。

虽说在席上并没有论及正事，但一顿酒，喝得宾主尽欢。到了初更的时候，韩冈才带着几分醉意，告辞离开。

迎面吹来了一阵夜风，韩冈裹紧了斗篷之后，酒意也被冬夜的凛冽寒风给吹得不知踪影。

明天就是上元灯会的初日，街巷中到处都是各色彩灯。有挂在屋檐下的，有拴在树梢上的，还有直接摆到了大街上——通常有两三人髙，数丈长，这是灯山。只是大部分的花灯还没有点起来，在风中摇摇晃晃。不过少部分亮起来的花灯，已经足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照得街上通通透透。

韩冈一行十余人，都是骑在马上，转过一道街口，前面便是南门大街，韩冈回他的宅邸，都要经过宽阔的南门大街，虽不比宽敞得如同广场一般的御街，但五十步的大街，也是可以当广场用了。

此时的南门大街两侧，摆满了灯山，不是之前看到的民间行会所造的灯山，而是在京百司的灯山——地位高的衙门能摆在御街之上，地位低的，就只能在南门大街，以及东十字大街，西角楼大街挤一挤了——这些拿着官中的钱扎起的巨型彩灯，外形各不相同，有的是描述了一个有名的历史故事，有的则是天南地北的飞禽走兽，看了就给人以争奇斗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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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4章惊云纷纷掠短篷（上）

“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官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來三月食无盐’。”

烛光下，吕惠卿读了几句抄来的舒亶弹章，屈指弹了一下这张不大的纸片，冷笑着：“李资深这是恨苏轼不死啊。”

“这不是舒亶写的吗？”吕升卿疑惑道。

吕惠卿冷眼的瞥了弟弟一下，话都懒得说一句。

吕升卿怔了一下，明白了过来。舒亶完全是在配合李定的奏章来写。

李定在弹章中说苏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舒亶就在自己的弹章中说苏轼‘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李定说苏轼‘腾沮毀之论，怙终不悔，其恶已著’，舒亶就将苏轼的诗文一句句的拿出来细细分析给天子看。

两人一唱一和，加上一干很快就要参合进来的御史，看着声势当是要置苏轼于死而甘心。

“今日听传闻，说李定之子年前曾过其门，苏轼依故事设宴，但在席上却冷嘲热讽，说‘好一个呆长汉’，李定之子是大惭而退。”

“……”吕惠卿沉默了好一阵，半晌之后摇摇头。都没什么好说的了，“此事若为真，李定衔苏轼入骨，倒也不为过了。李定之子乃是后生晚辈，纵是厌见其人，遣人代为主席便可，岂可如此行事。苏轼轻佻如此，实是有失体统。”

“李定遣其子过苏门，或许主动化解旧怨的打算。当年毕竟是苏轼攻李定，不得李定首肯，其子当也不敢赴苏轼之宴。”

“‘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吕惠卿叹了一句，“苏子瞻的文章的确不错。《知湖州谢上表》里面，这一句写得最妙……”顿了一顿，“这把好刀递到李定的手里，是给自己的棺材钉钉子呢。”

吕升卿叹道：“这一次苏轼的罪名肯定是小不了了。”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吕惠卿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这时候背出来，幸灾乐祸的味道就太浓了。不过他也是苏轼所说的新进，苏轼的文章传播得越广，自家的名声就被糟蹋得越厉害，只是幸灾乐祸，没有顺便落井下石就已经可以算是宽宏大量了。

“但以言辞罪人，御史台那里是不是做得太过了一点。”吕升卿并不是为苏轼叫屈，而是兔死狐悲，“一旦开了头，后人仿效之，谁还敢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