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便说，黄文语指派十名胥吏，各造一册差科簿，登记五百人，其中只有五十人是真名，其他全是胡乱写的假名，每名胥吏各持一差科簿，各去一里社，按有真名的五十人上门摊派差役，富户被他们敲诈勒索，贫户则被他们强行征派，这才凑够五百人，其中有不少贫户这两三年已被他们重复差科，已有人家破人亡，最终忍无可忍，才酿出乱子来。

本尹找到孙通玄了解到实情后，又让韦执谊暗中调查，方才得知。

“说起来，这城隍社鼠如此猖獗，我身为兴元尹也有莫大的责任。以前我在兴元，百废待兴，所以为政宽松些；可如今，差役赋税不均，富户终日闲坐在家，贫户全年奔波生死，更有奸吏从中渔利，败坏公序良俗，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公吗？是到了该纠为严政的时候了。”说完，高岳拍拍李桀的肩膀，温言说这事马上朝廷、方镇和州县合在一起来办，这个人情我给你来做，不过以后城固县该如何，伟长你心中应该有底。

果然，高岳离去后，李桀立即在公廨前的木扎上，详详细细地将黄文语等胥吏是如何蠹害县政的罪行，一条条列清楚，让人唱给百姓们听——罪行轻微的，牵扯不深的县吏，李桀表示继续留用，并重新编组了县廨的“班子”，三分一用旧胥吏，三分一用本县良善的富户，三分一用能断文识字的贫户（贫户由县廨发给衣粮），大家互相监督，差役赋税本县令亲自过问，李桀还根据从黄文语家里搜出的那本“传家宝”，亲自定了新的差科簿，重新厘定了这次米仓巴南道路整备的人夫。

经过这次变故，李桀痛感自己，应该向实务性官僚转变了。

接下来，高岳雷厉风行，亲自坐镇兴元府，将人夫数量翻了一番，以四千人夫的数额投入到米仓道修路的工程里去，并让兴元府判官韦平督董——那边巴南观察使刘长卿也征调两千民夫协同。

凤兴到凤翔的陈仓道整备，高岳让都知兵马使高固亲自督董；

阆中道（利州沿嘉陵江至东川），高岳让利州刺史王佖亲自督董。

三月内务要功成！

此令一出，立在残雨里的城固县民众无不震恐哗然，而县中的其他胥吏则两股战战，面如死灰。

当然这在唐朝并没有什么——官，特别是高岳这样的军镇方岳，不要说对区区县廨里的流外官，便是对军府内的随军、要籍等吏层面的，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里不是京城，节度使说杖杀，那就是杖杀。

如狼似虎的定武军射士，把黄文语的五个儿子给逐个捆起，掀翻摁倒在地。

人群里，黄文语和他妻子再也不敢抵赖什么，他咬着嘴里的木衔，咬到口齿碎裂，血流一地，对高岳的马头叩首不止，可高岳表情淡然，心如铁石，说雨已止歇，诸位儿郎点起火把，本尹亲自监刑。

随后数百名射士齐齐将火把点起，场面蔚为壮观，百姓当中曾被黄文语等胥吏坑陷过的，早已攘臂高呼起来，但仍有部分百姓依旧茫然，古代社会民智低下，大部分还不清楚黄和他家五个儿子到底触犯什么律条，都在指手画脚，只是说黄家宅里被搜出好多的马蹄金、蒜瓣银，还有人说平日里黄佐史跑来跑去，面相慈善，是不是大尹判错了案子云云。

更有胆小的妇人，忙遮住各家小孩的脸，不让他们看。

可指缝里，小孩还是瞪大了眼睛，望着黄文语的五个儿子惨受杖刑。

多年后，当这群小孩变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后，还能回忆起当时高岳杖毙黄家五子的情形，都说大尹真的是狠，黄佐史家的小儿子还嫩嫩的，剥去衣衫如段藕似的，刚满十六七的年纪，被棍棒打得血混着泥水，飞溅一丈多高，脊梁都被打碎了，死前在那里大喊，阿父啊阿父啊，痛杀孩儿了，说阿父救我啊，把家里钱财都给了大尹充公吧——后来实在痛不过，就骂自己的父亲，骂的，唉，都听不下去，也确实是熬不住才骂的，直到当着黄佐史的面断气为止。

不过也亏高岳这股狠劲，以后兴元府再也没出现过差役不均，放富役贫的现象了，现在天下升平了，怕不是死灰又得复燃啊！

天下真的就缺这样有手腕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