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正当南京隆武朝廷的“兴军令”正式下达的时候，已经占据了临清、东昌甚至胶东等不少地方的萧轩所率领的队伍在攻克了徐州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南下追敌，甚至再次兵临扬州打算。而是暂时将主力屯兵于徐州一带，抽出志愿团中的三百名官兵为核心骨干，再加上从教导旅及近卫营勇卫营等队伍内抽取的千人左右组成“特别工作队”，首先在徐州一带以大致乡为规模的单位分为百余个区展开了基层革命的“试点”

一方面是力求在社会革新中获得更多的优质兵源，特别是在徐州这样的地方，而另一方面，也有检验和考验队伍的打算在内。如果这些人在基层真的很容易成为更为恶劣的土皇帝，那就说明自己对于未来的很多设想都要重新进行一些调整才行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徐州丰县梁寨镇为首的不少当地豪强也在北面的大军压境过来的时候感觉都了惶恐不安。不少当地的豪强头目在这之前都逃亡扬州去了。毕竟这里的豪强可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土财，往往是在朝中有一定人脉和消息来源的任务。京城那位王莽在世的崇祯帝的名头此时在很多人哪里都是如雷贯耳。

不过历史以来的梁家还有不少当地的豪强在以前并非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很多过去的变故还有家书纪录在案，因此当见到没有大兵前来。反而是不少如同使者的队伍们前来的时候，不少当地豪强们的恐惧在这时候似乎消除了不少。

明德堂内，如何应对这场可能来临的危机，也就成了梁世宗族内不少人议事的核心。因为没有人能确定这些“不按套路来”之人的真实目的，也只能做好各种准备以应变化了。

腊月来临的时候，桂王朱常灜在南京即位已经多月。不同于历史上只身逃亡过来的福王朱由崧，自崇祯元年初就开始在一些人的支持下暗中积蓄实力的朱常灜并非孤家寡人，在应天府也算的上一位实权皇帝。不过朱常灜也十分清楚，自己能有如今的地位也是因为北边那位侄子倒行逆施犯了众怒的结果，自己可绝不能如它一样。这数个月以来在很多方面的放权更是让江南的很多人都打消了对这位“宽仁”天子的疑虑。

局面意想不到的崩坏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让江南的不少人都忧心忡忡起来，尤其是毛文龙等人的提议开始在朝中引起了很大争议。

“允许藩王各地拥有财权兵权、开放武禁？这怎么能行？允许民间结债自保就已经是极限了。。。”听到这样乱国的提议，临时为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感觉到这种要求太过了。

原本并没有贪求太多的朱常灜却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直言不讳的说道：“朕觉得这建议言之有理。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就算亡于兄弟吝啬皇族内耗，也不过是皇位之争，顶多冤有头债罢了。断没有重新让那些武夫祸国的道理。可是今天面对的不是亡朝的问题、而是亡华夏、亡天下的问题。面对前所未见的强敌，比蛮夷更为可怕和凶残的对手。如果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抵抗的力量，那么等待江南官民的后果，恐怕比那蒙元入寇更为可怕。难道你们愿意落的个被抄家灭族终身囚禁的结果么？”

听到这样的话，朝中也开始有不少人反思起来：“是啊，要是一般的帝位之争，天下之争。那些拥有兵权的武人未必能够帮多少忙，反而会让朝廷掣肘。可是那暴君逆贼竟然公然与名教为敌、与华夏文化和世间纲常为敌，断了全天下很多人的活路与出路，就算充分的放权分封，应该也绝不会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威胁面前无动于衷或者企图自保与投靠。。。”

马士英等人的这些话也让吕维祺这种体制派开始有所动摇起来。终明一带，虽然因为特殊的原因曾经存在过多个南明朝廷，但始终没用湘军淮军那一套团练办军的方法来应对农民军的威胁。很显然：对于一个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政权来说，分封虽然可以通过组织力的放大理论上能够维持更多数量的堪战之兵，然而这些堪战之兵很可能在外敌面前也视自己为天下间的一股势力纵横疲敝，关键时候有听调不听宣甚至“助纣为虐”的隐患，只有遇到太傻完全不知变通的对手才会起到一丝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