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还是王洽猜测出了萧轩的心意，陈述道：“启奏陛下，臣也主张以抚为主的方案不可行，先试试以抚为主，最多不过是为了给朝廷争取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号罢了。其实，民乱闹起来，反而给了朝廷一个锻炼民间骁勇善战之将才，也提高各地战备压力的机会。等这些流贼的势力日渐增大，天子率领无敌的劲旅之师大兵压境亲自降服之，必能使我大明如虎添翼。。。”

朝堂上的人并不算傻，从王洽的话中，似乎听出了少许不一样的味道。此时也忽然有人附和道：“王尚书所言不无道理。西北大旱的考验，那些流贼中被裹挟的饥民在听到圣上的到来之后，必不敢相抗天子之师。还是冥顽不灵的必然就是那些比较顽固的反贼了。。。”

也有很多朝中的重臣义正辞严的驳斥这种鼓动天子亲自出征的人，将其与当年明英宗土木堡之前的王振太监相提并论。

萧轩的经验虽然也不怎么丰富，可对于阶级与人心的理解明显超过一般的古代帝王，明白朝中开始有人唱双簧鼓动自己亲征恐怕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此时的萧轩，早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牛鬼蛇神拉下马”的心态了。并不担心这套。把自己逼急了，自己当然会提前率领流民义军再打京师，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忌讳的说道：“呵呵，有些爱卿多虑了，朕可不是当年那明英宗。那些边地的灾民，也不是当年的瓦剌大军。。。”

当然，萧轩在打算亲征之前也没有忘记有些辽事的人选，还要再做最后一次亲自鉴定与处理，包括从南方赶回来的袁崇焕、袁可立等人。

“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洛川不沾泥、杨六、绥德紫金梁、混天王。。。起义有名号者共有约百余部。。。”内阁举荐的新上任的兵部尚书王洽在萧轩面前还是显现出了一副精明干臣的模样，没有像王在晋还有以前的兵部尚书那样对陕北的事儿再次压着，能拖就拖。当然累计数以万计参与，遍及陕北各县的起义在此时压也压不住了。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这时候在西北正在焦头烂额，不过也不忘尚书陈奏：“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这些事情倒也出乎萧轩的意料。按照萧轩原本的想法，明末农民战争当然来源于陕甘边地多年以来沉重的负担、各种矛盾的积累，当然还有这两年以来严重的大旱。现在才了解到不仅仅是陕北，即便是北直隶与山东等地此时也并不太平了。

朝中吏部尚书王永光、户部尚书郭允厚等一杆重臣在议事的时候意见倒是比较统一：“以抚为主，剿抚并用”

萧轩此时当然明白这无济于事，就此时整个大明的财政体系还想学两宋那一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此时的萧轩听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底气反而更足了起来。因为萧轩一开始就不是从一个王朝的皇帝的角度来思考这些事情的，而是从整个旧体系的造反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的。

明末农民起义不是自己的负担，而是自己的强援，在总摊牌的情况下，农民军的力量壮大一份，反对关外政权及其“买办势力”乃至各路反动派的力量就强大一分。因为满军实在太强了，太牛叉了。那最后三国杀的格局当然是各路反对派武装不得不与满洲为敌？自己现在暂时恐怕还不是那只“出头鸟”，尤其是在自己在必要可以根本不跟某些人讲什么君臣之礼直接掀桌造反的情况下。正所谓“某些人有通外贼掀桌的风险”自己也就有“通内贼掀桌”的手段。

在必要的情况下，预期自己与这些牛鬼蛇神们虚与委蛇，还不如直接摊牌形成一六四四年那种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