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此项重大变革，皇上并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查询先例，更没有征询王公大臣的意见，直接就以上谕的方式，实施“独断专行”！而皇上之所以如此反其道而行事，完全是其心虚的直接表现，根本还是在于这件事情确实是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禁不往“遵循先例”的推敲和考证，与其交由群臣一句话就被推翻还不如直接一纸令下堵住悠悠众口来得直接。

由此可见皇上确实是老谋深算、心机极重。原本一帝袝葬四后并不算是什么太过严重的问题，但是皇上大张旗鼓地下令追本溯源，从而掩盖他后面即将抛出来的这个真正名不正言不顺的“帝妃合葬”，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前面已经说过，清代的礼仪制度大多数引自承袭明代。清初颁布的《大清会典》明确规定：本会典有明文规定的，依据本会典，本会典无规定的，援用大明会典有关规定。

如果按照上述规定，追溯大明朝的帝后丧葬制度，人们就会发现，明朝的皇帝陵，在初期是遵循一帝一后的丧葬模式，即只有元配皇后才有资格随葬皇帝的地宫。直至明英宗朱祁镇修建裕陵的时候才开始，在英宗的坚持下，除将元配皇后钱氏祔葬裕陵外，还将嗣皇帝（宪宗）生母周氏以皇后礼合葬裕陵，自此开创了一帝多后合葬的先例。

宪宗继位后，对于其独享专宠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贵妃，仍未敢实行帝妃合葬，而是破格在十三陵苏山下，为万贵妃单独修建一座陵寝，后人称之为“万娘坟”。

由于儒家格外讲求正统性，嫡出具有压倒一切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明初的时候，连继皇后都没有资格祔葬帝陵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皇上为什么要那样地谨慎，几乎是吹毛求疵地要求群臣引经据典、查找出处，甚至追溯到宋代查出一帝四后的合葬的先例，才慎重地下发圣旨，同意两个继后和一个皇太后合葬景陵地宫。

即使是在规矩屡立屡废的大明朝，“臭明昭著”的万贵妃尽管享有宪宗皇帝的千万宠爱在一身，然而在她过世之后宪宗皇帝也仅仅是下令让她破格享有一座离宪宗陵寝距离较近的妃园寝安葬，丝毫不敢越礼制半步。然而在处处遵循前朝先例的大清帝国，万事都要追本溯源，讲求礼制与出处的皇上竟然破天荒地下旨提出在先皇景陵早已经拥挤不堪的地宫中，再度强行将敬敏皇贵妃安葬进去，仅以皇贵妃身份祔葬先皇身边。

皇太后的安葬问题顺利解决，皇上的眉头却没有完全地舒展开。那是更深层、更遥远的一个问题，徘徊在他心中很长时间，而且也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原本他一直在拖延，因为他虽然经过冥思苦想，也想出来一个对策，本是想等到局势平稳、敌手肃清之后再寻个机会拿到台面上来，结果却是因为皇太后的出人意料的早早离世，将他这个隐藏在心中的另一个问题过早地暴露出来。

由于皇太后过世之后，先皇所有的皇后全部“集合到齐”，与他共葬景陵地宫，按照礼制，四位皇后全部安葬完毕之后，景陵地宫的大门将永远地封死，以便逝者入土为安。虽然皇太后入葬景陵地宫还要四五个月之后，然而皇上要办的那件事情也是颇多曲折与困难，也要留有一定的时间先行解决，绝不能晚于皇太后下葬时间。现在眼看着距离皇太后梓宫迁往遵化的时间越来越近，同时留给皇上解决问题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被逼到绝境的他唯有尽快抛出暗藏心中已久的方案，快马斩乱麻。

六月二十五日，皇上在谕旨四位母后行祔庙之礼的五天之后，再次降下谕旨：将先皇敏妃追封为“皇考敬敏皇贵妃”，并祔葬景陵地宫。

此道谕旨一出，果然不出皇上所料，立即在朝中甚至是在后宫都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为四位母后行祔庙之礼，他都要引经据典、翻查先例，生怕半点不合礼制被对手抓了把柄，简直是小心谨慎到了极点，要知道那可是先皇亲自册封的皇后以及名正言顺的皇太后。然而现在，皇上不但将去世多年的敏太妃追封为皇贵妃，甚至不惜前无古人地开创了大清朝皇帝地宫祔葬皇贵妃的先例，如此循规蹈矩、不敢越礼制半步的皇上，为什么独独要在敏妃尊封皇贵妃并祔葬景陵地宫这件事情上如此开天辟地，自创先例呢？

皇贵妃正式成为后宫女人的名号始于明朝万历年间，由于皇贵妃名号的创立，使得原本一直享有副后殊荣的“贵妃”不得不降低一个等级，“屈居”第三，从而使皇贵妃一跃位居副后之位。第一个被尊封为皇贵妃的是明神宗的郑贵妃，因生育皇三子朱常洵，令神宗极其宠爱，认为区区一个贵妃实不足以体现郑贵妃的受宠程度，遂独创了皇贵妃这个后宫名号，成为史上皇贵妃第一人。

郑贵妃能够成为史上皇贵妃第一人除了深得神宗宠爱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神宗独宠郑贵妃，且她诞育了皇三子，令神宗欢爱至极，终于下定决心要废皇长子朱常洛（明光宗），另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为皇太子，从而引发了神宗与首辅大臣之间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经过长达十五年的斗争，“国本之争”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以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而告终。

为了安抚在“国本之争”中失意的郑贵妃，神宗挖空心思终于想出来独创皇贵妃这一名号的法子，作为对郑贵妃的补偿，对皇三子的补偿，也体现了他的深深愧疚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