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