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不说破，索卢参微笑道：“公子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正要在邯郸停留，还有一些事要处置。”

“虽然君侯有疾，按说此时一些事不该说。但国法无小事，墨家在高柳捕获了一些人，私自转运一些当初赵侯下令严禁与胡人交易的货物，这件事……也不得不说了。”

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既然在高柳已经决定将这件事说出去，牵扯到背后的关系，以及赵侯重病的这个节骨眼上，实际上这就是在表态：墨家会支持公子章即位。

越早的表态，就可以越早将魏、韩、齐拉进来。索卢参知道去年田氏刚刚通过魏侯的帮忙，获取了正式的侯位，这件事齐国不可能不有所表示。

徐益听索卢参如此说，称赞道：“昔年赵先君简子铸刑鼎，尔名刑罚，已近百年。且不说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便是赵国之法，这样私自转卖违禁之物的大罪也是不可以饶恕的。”

心知肚明，相互鼓吹了一番后，徐益便邀索卢参登车于左，以示尊重，一同前往邯郸。

早在烈侯尚在的时候，邯郸就有大片的封地归属于年幼的公子章，之后在死前又封了不少土地，因为没有封地的公子是没有话语权的。

徐益作为公子章的中庶子，这些年一直在邯郸经营，墨家在邯郸的一些活动，也都是通过徐益进行的。

一路前往邯郸，索卢参才知道墨家和公子章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合作这么简单。

墨家还是公子章最大的债主。

因为公子章此时只是公子，不是赵侯，而且还要面对叔叔以及堂弟的逼迫，他想培养自己的班底、私兵、经营自己的封地邯郸，需要大笔的钱。

修城墙要钱、招揽士人要钱、购买兵器要钱，总之没有钱什么也做不成。

乱世之下，商人活的非常滋润，战国时代的大商人不但可以借贷给天子，还能逼债。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国家缺钱借贷、在长安的一些烈侯封君也缺钱需要借贷以赚取军功、夺回封地，但是很多商人认为战局不明朗，甚至认为七国可能获胜，拒绝借贷。

无盐氏果断地放了高利贷，以本息十倍的超高利息，借给了那些和中央站在一起的烈侯封君，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收回了本金，同时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这种商人干涉政治的行为，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最是容易。

而如今若论天下巨富，无人能够和有严密组织的墨家相提并论，这借钱的事自然也就落在了墨家身上。

赵公子章从墨家这里借贷的钱财之多，除非能够获取赵侯之位，否则根本偿还不起。这里面还涉及到许多墨家做保的、牵头的大商人的钱，这些钱都需要将来以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来偿还。

正是凭借了墨家的借贷，公子章得以重新修筑的邯郸城，加强了邯郸的防御，聘用了墨家的技术人员帮着修筑了城墙城防和成体系的行墙。

购买了一些守城用的大炮，初步完成了邯郸城小范围的改革。

欠的债太多，而且也不是墨家一个人出的，而是组织了赵地的很多商人一起出面借出去的，因此赵公子章也不敢违约。一旦违约，这些商人和墨家联合能够推他上去，也一样可以把他拉下来，愿意承认这笔贷款的公族有的是。

谁认这笔贷款，谁就是墨家和那些商人承认的赵侯，至于说是嫡系旁支还是别的，这些人根本不认。

种种因素之下，作为公子章中庶子的徐益，对索卢参极为客气。

索卢参在成为墨者之前，也是低阶贵族出身，饱读书篇，知道邯郸此时虽然非是赵国的都城，但一直以来就是赵氏颇为重视的城邑，也算是赵氏的根基之一。

当年殷商建立之初，在邢台筑城作为首都，邯郸就在京畿地。

再后来赵简子时代，便因为邯郸迁民到晋阳的事，导致了赵氏家族的内讧，引动了三晋的乱局。

赵烈侯生前将邯郸封给公子章，就是在担心自己的弟弟到时候不把位子还回来，以提前为公子章准备一些后路。

昔年赵氏能够凭借晋阳一城，苦战得胜，邯郸城若是能够完全被公子章掌握在手中，那也一样可以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再加上内部外姓臣子的支持，这侯位由叔叔传给侄子也就更加稳妥了。

此时赏赐的土地极多，如此时刚刚成为魏相的公叔痤，他被赏赐的土地有一百四十万亩。

这些赏赐的土地，包括在土地上耕种的人，人和土地是绑定的，贵族不可能亲自去地里刨食，所以绑定人身的封建土地农奴制度是贵族不可能放弃的底线。

在铁器牛耕垄作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那种单纯的货币地租或者完全的实物地租，因为靠石头、木头、蚌壳和铜器，根本不可能保证剥削的效率。

这就必然出现这种人身依附土地的半农奴制的情况，贵族们享受着劳役地租，也享受着这些封地上的农奴的劳动成果。

当年赵籍既然将邯郸封给了儿子，那么邯郸的许多土地和人也都是归属于儿子的。

墨家在邯郸开矿冶铁、传播牛耕马耕的技术、新作物的引入、赵国多马的物质基础，都让公子章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一些变革成为了现实。

加上本身公子章的身边，还有一些隐藏的墨者，再加上三晋早已经出现的私亩制度，从赵籍死到现在的十三年时间，邯郸的变革已经初见成效。

甚至于公子章身边的一些士人、属官，也都不是再分封土地的形式，而是给予足够的货币俸禄。

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都让货币俸禄有了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