潡水之战大胜，证明了墨家有和天下诸侯掰掰手腕的力量，虽然墨家内部根据适的分析得出越国已不是五十年前越国的地位，但天下主流想法尚且不知，凭借数年前三季伐齐之余威，越国在潡水之战前依旧是虎狼之国。
沛县行义，乃至滕国复国、泗水九国墨家代行其政，这一切，都是最大程度的借用了春秋的旧规矩残余。
潡水一战，直接邀三晋齐越会盟，那是最大限度的借用了战国时期拳头大就有发言权的新规矩。
而现在，墨家已经站稳了脚跟，是时候谋天下了，也是时候去验证墨家的天志了，更是时候想办法让墨家的道义传播下去引发天下轰动的时候了。
西行与北上，这两件事此时做起来，各国最多当成一个笑话，一个墨家依旧有其学术思想的“幼稚”。相对于各国贵族马上就要争相讨论的潡水之战，这是一件小事。
可一旦他们回来，真的验证了这一切，十余年之后，天下的思想必然大乱，乱到贵族们想要收拾都不可能的地步。
而这件事的促成，墨子也有自己的“私心”。
他已七十有余，一世都过着仿佛圣徒苦修一般的生活，无儿无女，心中只剩下利天下一个信念。
现如今墨家行义的“手段”，与他之前所想的不同，但行义的“结果”，却远胜于他之前那几十年的奔波。可墨家偏偏是功利的，是注重结果的，于是墨子相信将来天下终会大利。
所以他老了，他所想要的，也只是一个生前可以看到的希望。
天下定于一，同义、尚贤、平等、兼爱等等这些想要实现，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墨家所解释的“天志”，却是可以在他死前就能验证几条的。
墨子如今的“私心”，所为不过三件事。
西域万里之外，是否真的有许多文化昌盛与诸夏相近的国度？天下的概念非是这小小的九州？
脚下大地，是否真的如适所推论的那样是圆的，和围绕太阳旋转的轨迹有一定的倾角，所以导致了春夏秋冬，以及极北极南之地有昼夜数月的情况？
适当年说的璆琳可以做一物，仿佛能将数里之外的景象拉到眼前，那么是否可以在死前看到这种璆琳镜，能够看看那天上挂着的月亮到底是什么？
除了这三件事之外，墨子其实并无其余的担心。
他已经选定了最适合的接班人。
潡水一战之后，墨家内部的一些争论也会自然消解。
那些认为应该趁此时机解救越国之民的墨者，很快就会迎来泗水十五国那些令人头大的千头万绪之事，实践会让他们明白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远非他们想的那样容易。
那些认为应该促使中原弭兵的一部分，半数是因为对于战胜越这个强国不自信，而另一部分也会因为潡水一战后的局势越发势微。
墨子选定的接班人，已经在原本最弱势的军事事务上建立了威信，罕有人能够撼动。而对天地世界的解释，那也本是他选定的接班人在墨家之前一直担任的职务。
到了墨子这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纪，所考虑的已经不是小小的泗上事，甚至于赵国事也只是淡淡一笑，岁月积累，无非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
他关心的、考虑的，已经不仅是原本的天下表象，而是天下的本源。
万域，与万世。
值此潡水大胜之际，墨家却要抽调百人精干力量投身到万里之外的事务，足见墨家对此时的重视。
钱不是问题。
黄金也不是问题。
甚至于沿途所需要的外交、结好部族首领获取支持、进行贸易兑换以维系沿途所需等事，也不是问题。
适之前已经和墨子说过，假借两位夫子之口，诉说沿途携带丝绢、铁锅等货物，便足以通行。
唯独人手，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墨家内部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操之过急。
但普通墨者有墨者的考虑，作为墨家的巨子有巨子的考虑。
墨子很清楚这一次对世界的“验证”对于墨家而言有多重要。
因为墨家的世界观和此时天下的主流格格不入，自成体系，内部逻辑自洽，但很多东西按照墨家的说知推理之术，都会推究到一个源头，但恰恰这个源头是无法证明的。
墨家现如今思想的基础，可以概括为三个词。
同义、平等、兼爱。
人人生而平等，无法证明，所以即便没有天帝存在，可能墨翟自己都不信，但也必须创造出来一个。
因为这平等，在墨家的论证中，是天帝赋予的。
墨家说自己掌握着天志，由天志的自然状态推论出了平等，那么对于世界的解释权必须要握在手中。
平等之外的同义，按照墨子的说法，那就是“君，臣民之通约也”，这个君是实在的人、但却是虚化的君权。
墨子的《尚同》篇，属于标准的启蒙哲学基础，按照更后世的说法叫“历史唯心主义”。
即：上古状态，人们处在一种没有固定道德的状态下，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混乱不堪。
天帝即为自然，存在即为合理，而人的存在证明了人的“生存”、“繁衍”、“富足”、“财产”这些，都是天的意志。
因为上古不同义，所以每个人为了生存会导致“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蠹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的自然混乱状态。
而这种状态，却又有悖于人的“生存”、“繁衍”、“安全”等天帝赋予人的权利。
最终，人们选择了多数人都能得利的“义”，以此制定了法度和律令，选出了天子，又选出了从人民中选出了代表作为“三公”、“大夫”、“乡长”、“里正”等。
又“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形成一种“民主而集中”的制度。
因为“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这是民主。
而“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又是集中。
如何操作，在适出现之后给出了一条后世的办法，解决了操作性的问题，也划清了“众议”和“上议”之间的一些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