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一大早，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维斯特洛体系身上。

上午10点钟，两架波音767私人飞机和三架波音747商务客机依次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

目标中国北京。

既然事情已经公开，维斯特洛体系也不再掩饰，相关电视和网络等媒体平台第一时间发表了新闻通稿，北美、亚洲、欧洲各国主要媒体迅速开始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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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直到九十年代。

准确来说是1992年。

在此之前，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处在摇摆状态，虽然经济快速复苏，海外资本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一直顾虑重重。而积弱已然太久的中国，想要发展，又必须需要大量外资的帮助，因此才出现了九十年代开始对外资的各种失去原则地迁就。

再然后，1992年彻底定下基调，1994年，中国《公司法》、《劳动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规颁布，又宣告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元年，各方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再次的提升。

不过，长久以来积累的负面影响，终究不可能立刻消弭。原时空中，吸引外资积极投资中国也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直到千禧年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算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这一次，西蒙对中国的访问，以及维斯特洛体系公开与中国方面签署的大量合作协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接化解了国际资本对投资中国的顾虑。

维斯特洛体系十年时间的迅速崛起，足以担起这样的保票。

抛开了政治层面的顾虑，再看中国，10亿人口，世界第一大人口国家，幅员辽阔，无论是人力还是自然资源都相当丰富。经济处在高速上升期，各行各业都充满了际遇，标准的蓝海市场，而且还对外资有着诸多优惠政策。

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投资。

资本同样是有限的。

以中国的庞大体量，当大量本来意图投资亚洲的资本开始涌入，首当其冲地就是亚洲其他国家。

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不仅会在投资方面在中国国内遭遇欧美资本的竞争，包括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也会在中国遭遇更多欧美强势企业的竞争。平均经济水准强于中国的印尼、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