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廷前些年被鞑子撵得凄惶，病急乱投医之下，不但几次向倭国派出使者求援，更可笑的是，永历帝朱由榔竟然还向欧洲派出过使者向罗马教皇求援。

永历帝以入教的母亲、妻子、儿子的名义向教皇求援，希望教廷能组织一场十字军东征，“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天下太平”。

不说罗马教廷当时已经没有军队，也没有组织十字军东征的能力，就算有，人家凭什么劳民伤财远渡重洋来帮拳？

这种事情有损国体国威，当然要尽量让世人忘记，哪儿能大张旗鼓地拿来作为攻伐倭国的借口？

其实光是去殖民的话，有没有借口都无所谓，也不可能有谁不长眼跳出来主持公道，可李元利想的是将倭国一劳永逸地纳入治下。

倭国人太多了，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杀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靠拉拢。

明朝时的倭人和后世的鬼子不一样，大多数倭人对我中华上国还是存有敬畏之心的。倭人闭关锁国，不允许西洋人与之贸易，连自己的国民也不许出海，但却允许中国的商船进入倭国，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时代，中国对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文字，汉字仍然是官方文书、记录史实的唯一正式文字，至于在汉字基础上造出来的平假名，最开始只是用来为汉字注音的而已。

所以在当时将汉字称为男文字，而将平假名称为女文字。

明朝时期，中国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倭国，海商们对倭贸易，书籍也是其中一桩重要货物。中国的名士大儒到倭国去，享受到的待遇远超后世的明星。

明末大儒朱之瑜流亡倭国，倭国学者、达官显贵纷纷诣门求教，执弟子礼。

倭国一直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在明朝时无疑是最为巨大而且突出的。王阳明先生的阳明心学，即便到了后世二十世纪，仍然是倭国政经两界所推崇的正统学说。

可以说没有阳明心学，就没有后世倭国的明治维新！

在倭国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李元利要想将其纳入治下，拉拢绝大多数倭人是有必要而且十分可行的，因此伐倭必须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

“明年这笔钱花了，咱们还有其它收入，总之，不会差了将士们的饷银，也不会少了该拔付的军费。”

李元利说得这么有底气，是因为马上就会有铸币的收益，大兴银行——也就是原来的大兴钱庄，已经开始制造各种钱币的模具，明年大量的金银铜币发行之后，一年下来应该也有数百万两的收入，完全能够支撑扩军后的军费开支。

其实用金银铜等金属来铸币赚得并不多，毕竟钱币本身的价值也低不了多少。相比之下，如果使用纸币，成本比面值就要小得多，发行方赚取的收益相应也要多得多。

但发行纸币却有两个问题李元利暂时还无法解决。

一是防伪。可以想象，大兴军如果发行纸币并流通之后，绝对会有人不惜以身犯险制造假币来谋取暴利。

无论印制多么精美、图案多么繁杂的纸币，只要民间的技术能够达到，假币就一定会出现。一旦假币大量出现，后果就会十分严重：造成通货膨胀，继而使得国家经济崩溃！

因此在没有掌握绝对先进、安全的防伪技术之前，李元利不会考虑制造和使用纸币。

第二则是信用问题。纸币在中国的历史可说得上是悠久，唐代的“飞钱”，北宋的“交子”，南宋的“关子”、“会子”、“钱引”，元明发行的“宝钞”，都是纸币。

但无一例外，这些纸币流通的下场都不好，到最后甚至被百姓弃用，不得不退出流通渠道。究其原因，一是假币泛滥，二是统治者滥印滥发，导致纸币价值大幅下降，失去了信用。

没有了国家信用的支撑，纸币就是一张废纸，谁愿意放弃真金白银来使用它？

纸币在发行之初，是为了解决“钱荒”和方便市场流通，但最后却沦为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或者临时用来聚财敛财的工具。

纸币的滥发使其价值降低甚至完全失去价值，同时失去信誉，被老百姓抵制弃用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李元利要发行纸币，肯定要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防伪技术方面，大兴银行已经奉命开始抽调人手进行技术攻关，务必要做到民间技术和外国技术不能达到的地步。

信用方面，在纸币发行之前，大兴银行已经开始试探性地少量推出银票。

这些银票主要针对行商，所以面值较大。因商人来往于各地，大量金银不便携带，而且大兴银行在各省都有分行，随时可将银票换成白银，很有信誉保障，所以商人们对银票十分信任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