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汉莎宫总统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前所未有的紧张感让与会人员个个如临大敌。总统埃里克·艾德里安从来没有过如此的不淡定，竟然一根接一根地燃烧着又粗又长的雪茄烟。

日本即将侵犯华厦，这几乎已成铁定的事实，可是，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尽可能避免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而不使华厦落入狼子野心的日本人之手，这正是埃里克最发愁的事情。

西班牙还要不要再次介入、海军武器装备和大型舰船的在建情况如何，还有重中之重的华厦军援问题成了会议的主轴。

统战部的高级官员悉数到场，这几乎是联邦德国的临战状态。如果单单只是为了华厦的安危而召开这么一次特别会议，埃里克无疑不需要如此大张旗鼓，但是，霍夫曼非常清楚，总统一方面是不想放弃德国在华厦极其重要的国家发展利益，同时，德国也曾在华厦的安全领域有着方方面面的承诺。

曾经因为英国人的蛮横无理，德国失去了日进斗金的长江经济带。而如今的日本人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万一这样的情况成为了现实，德国对华厦的安全承诺或将成为一张废纸、甚至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这是埃里克所不能接受的。

因为与会人员众多，安娜塔只得将会议临时转移到了总统府第三号会议室。此时此刻，一百多人端坐在大型会议室里，激烈地讨论着埃里克会前定下的三大主题

大家所涉及的主题其实并不是千钧一发的华厦战争，而是如何巧妙地卖东卖西，以此不显山不露水地暗中协助华厦。

埃里克心里非常清楚，眼下一贫如洗的华厦实际上也没有多余的资金购买任何实用的武器，但是，德国的帮助却不能迟到，否则，他将对不起一位还不能公开姓名的华厦朋友。

格勒纳和施特雷泽曼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按照惯例，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先一步到达会议室，但是，他们双双缺席了。

在西班牙陷入国内动荡、西方列强忙于应付的时候，1928年6月4日，华夏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炸药炸成重伤，最后不治身亡。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天刚破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整节列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当即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大帅府时已是奄奄一息，军医紧急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

为了稳定军心，大帅府大门紧闭，秘不发丧，直到新的统帅正式接管军中大权后才正式对外公布消息。

由于没有向外公布杀人元凶，为了掩人耳目，对于此次事件，日方便一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借以洗脱自己的罪责。

行刺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人又先后伪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件，企图混淆视听乱，逃脱干系。可惜这个把戏并不怎么高明，不光华厦东北各界心知肚明，而正在华夏的德国高级军事顾问赖歇瑙少将也一针见血地指明是日本人所为。

赖歇瑙早在一个多月前就闻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只是他也没想到日本人的行为竟会是如此的卑劣和下作。

战争敏感性极高的赖歇瑙把自己的想法与担忧及时向华夏高层进行了沟通，非常可惜，华厦政府给出的回答是不置可否，好像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

正在武汉兵工厂担任总顾问的另一名德国专家就是接替泽克特工作的保罗·豪塞尔，他的性子历来耿直，在日本制造的这起爆炸案中，他更是对外媒的访问毫不隐患，尖锐地指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不久，心性耿直的保罗·豪塞尔不但没有得到认可和感激，反而遭到了华夏政府的批评与谴责。不得已，赖歇瑙只好立即发电请示柏林，然后让豪塞尔提前结束了在华厦的军援工作，随即返回了德国。

接到赖歇瑙从华厦发回的电报后，埃里克异常生气，对于华厦政府，还真有点怒其不争的意味，可是，因为西班牙的内战还在考验各国的耐心，他还不能腾出手来过度地插手华夏的事务。否则，不但不能真正解决华厦的问题，自己也有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