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的那些人当然都还在，帮会组织甚至也还在，但已经改头换面，越是规模大的帮会，越是积极转变身份，因为他们的首领进入了各级议会，变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急迫的想把黑底洗干净，于是他们成了某某公司，而不是某某帮，某某会。

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之下，传统帮会退出公开活动之速度，比任何朝代的围剿都要快，来自帮会势力自己心灵中那种登堂入室的渴望，远胜过任何政治力量的打压。

新的帮会放弃了帮会之名，他们转而加入了商会，以工厂主、商人的身份加入各种商业行会。

然后城市政治斗争中的双方，就成了工会和商会。双方根本利益诉求的不同，让他们将经营的方向放在不同的方面。商会虽然也通过同乡会等组织，拉拢劳工，但他们本身是受利润驱动的，他们对改善工人处境没有什么直接的动力。工会虽然也开始经营产业，但他们的经营产业的目的，则是出于改善劳工的状态，甚至作为吸引劳工的手段。

这让工会始终在向商会势力渗透，他们在同乡会中发展分部。商会则拼命排挤他们，不断开除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工会一边将这些工人安置在自己的产业总，一边组织摆工等手段，对抗商会资本家群体。

在议会中的斗争，日益激烈，都希望出台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工会希望制定资本家随意借故劳工为非法的法律，商会则希望出台随意摆工为非法的法律，双方势成水火。

官僚集团则使用权术，一方面不干涉两方的斗争，让他们的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同时严控因为摆工引起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则拉拢士绅阶层，牢牢控制着大政方针。

三方势力的都开始掌握了议会斗争的诀窍，在一个法制没有崩溃的秩序中，议会制度慢慢开始成熟。

其中官僚集团最为成熟，他们本就具有最丰富的政治经验，老谋深算的皇帝，平衡手段玩的更是老练，在各方围绕利益斗争的时候，他成功的加强了皇权和行政权力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自由度。

借助舆论对议会制度低效的批评大环境，终于在议会中通过了紧急条例法，规定在关乎本国和盟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只需要内阁达成一致，皇帝可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但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中法同盟，皇帝做出的努力是，跟法国大使进行了一次会谈。

周琅想支持法国，但法国人却要结束跟中国的同盟关系。

法国大使亲自将结束同盟的通告递交到理藩院，明确告诉中国，表示因为法国目前的状况，已经无力维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因此只能无奈的中止同盟，以前中国跟法兰西帝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作废，但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法兰西共和国跟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

法国背盟的消息公布之后，并没有引起舆论的批评，因为在这次普法战争中，中国并没有能够及时支持法国。尽管普法战争并不在中法同盟的条款内，也算不上是中国违反盟约，但普遍的认识是，如果中国能早点给予法国一些援助，法国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中国文人爱讨论时事政治，家国天下思维的文人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议会。

政治评论家们的水平可能不高，但基本的国际局势在他们的分析下，还是让广大读书人比较清晰的了解中国跟英国的全球竞争态势，尽管所有人都骄傲的认为，即便没有盟友，中国也能独立击败英国，但有盟友总比没有盟友强。中国之所以一直无法击败英国，并不是实力不行，而是距离太远。因此在英国附近拉拢一个盟友，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可这唯一的一个西方盟友，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的西方大国，却因为中国没能提供帮助，而跟中国断绝了同盟关系，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

加上之前在干涉日本内战问题上，政府行动的迟缓，也让舆论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

一方面是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一方面是跟官僚集团思想相近的文人群体的推波助澜，让议会制度成为舆论抨击的重点。

证据多的是，尤其是让人心怀芥蒂的是，议会制是一个西方舶来品，从始至终，都没有被文人群体所接受，认为这是效法西夷，是以夷变夏。

议会内部也始终不团结，始终发不出同一个声音，反而是内斗连连。

帮会势力、商会势力和工会势力，尽管并不是议会中最大的势力，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却是议会斗争的主流。

经济危机之后，工团资本在中国出现。

所谓工团资本，就是那些即掌握着工人组织，又经营产业的资本。工会是这样，商会和帮会也是这样。又相互混杂，都向对方的领域进行渗透，工会成员未必都在工会经营的工厂里做工，尤其是松江府之外，工会资本基本上还是空白。但帮会和商会的资本化却很严重，商会自不用说，本就是一群资本家组成的团体，其中工厂主是重要的一股势力。帮会却有悠久的经营码头、客栈、运输业的传统。在工业时代，他们借机渗透进入了工业，建设了一些纺织厂、机械厂甚至造船厂。

原本这种共同团资本，帮会势力是最早形成，发展最好的。但当工会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商会对工人组织控制开始变强之后，帮会在两方面都开始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