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俾斯麦期待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农村士兵训练的情况，这些天他已经打听到了农村兵役制度的内容。在边疆地区，所有人都要当兵。中国政府对边疆极为重视，不但免除了村里所有的税收，而且会给没个征召入伍的士兵都发军饷，而在边疆地区执行的是所有青壮都必须作为预备役的制度，在内地则是按比例抽调。

可以说中国人在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政策，一旦爆发战争，数百万边地百姓，就能武装起上百万大军。这些后备军人每年训练三个月，俾斯麦观察了他们的训练方式，跟正规军没什么两样，除了缺乏重武器之外，是按照正规步兵来进行训练的。

中国这几年每年都向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移民上百万人，现在在伏尔加到乌拉尔一带，中国人已经占据了优势，他们在这里有近三百万人口，可以服役的兵员高达一百万人，而这里的其他人口才不到两百万。而且俾斯麦怀疑，在这种制度之下，俄国人别说反抗了，恐怕开战之后，还会有数十万俄国士兵为中国服役，跟中国士兵一起去攻打沙皇的軍队。

他在俄国村社中看到的，也并不是紧张的对立，这些原本都是农奴的俄国人，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他们也跟中国移民一样，不需要纳税，有青壮的家庭每年还能得到三个月的丰厚军饷，生活普遍比伏尔加河对岸他们的同族同胞好上很多，这都是中国巨大的国力支撑的，俾斯麦觉得，中国皇帝在用本国民众的赋税拉拢这些占领区的俄国人。

如果放在普鲁士执行这种制度，恐怕各种组织就要起来反对了。

俾斯麦没去高加索地区，他相信那里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国人将本国治理经验全面移植道了这里。

在这种高强度管理模式下，俾斯麦相信占领区的俄国人是没有反叛的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可能没有什么反叛的动机。就好像普鲁士瓜分了波兰的西部之后，建立了一个西普鲁士，在哪里腓特烈大帝能收一百多万塔勒的税收，养两万多士兵，而当地士兵也只能跟着普鲁士軍队一起行动，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当地才开始出现民族问题。

乌拉尔地区的民族问题似乎不严重，当地人的民族意识很淡薄。这里的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中国人现在构成了主体，俄罗斯人是第二大族群，但还有数量众多的鞑靼民族，这里原本就生活着大量的鞑靼民族，因为俄国人进入这里之前，这里是金帐汗国和金帐汗国分化出去的喀山汗国的国土。居住着说蒙古语的蒙古人，说突厥语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摩尔多维亚人，以及楚瓦什人。

更早时候，这里是游牧在伏尔加河一带的保加尔公国领土，蒙古帝国入侵，导致保加尔人沿着黑海迁移到了多瑙河流域。俄国人在大概三百年前，灭亡了喀山汗国，开始往乌拉尔一带移民，同化了其中的一部分族群。

对中国边疆社会的考察，并不是兴之所至，也不是因为跟中国领事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兴致，就算没有那场谈话，他依然会来考察，他需要对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进行研究。

但有了跟中国领事的那场对话，让他可以更有准备，更有条理的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

由于沙皇不肯签字，中国不但没有释放俄国俘虏，至今还占据着喀山、萨拉托夫和察里津三座俄国的重要城市。

这三座城市实行军管，但俾斯麦看到的是十分繁荣的商业，三座城市以伏尔加河水道沟通，河流上往来着大量蒸汽轮船，其中大半都是中国经营的航运公司。中国人在这三座城市里，人数并不多，只有一些商人，他们成立了商会。

俾斯麦通过关系，在当地找到了一家德国商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就移民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德意志家庭，他们在乡下有农场，在城里有商铺。

通过德裔商人，俾斯麦了解到，中国軍队对这里的管理十分松懈。他们不直接插手各种商业活动，他们的税收等制度都照搬中国，可执行委托给了当地的商会。不但是中国人的商会，也包括欧洲人的商会。商会在帮他们收税。商会也负责调节商业纠纷等问题，至于法庭，则派出了一些军法官，但是他们竟然是用陪审员制度在审案，这点有些让俾斯麦没想到，听说是中国人从英国引进的制度。

德意志地区的陪审制度，是拿破仑大军带来的，但拿破仑战败之后，许多地方就废除了陪审制度，这次革命中革命者的一个要求就是恢复陪审制度。

由于軍队没有介入经济领域，商人是这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当然軍队负责维持治安，商会负责调节民间纠纷，加上法庭的存在，这里秩序井然，又有铁路、河流，商业自然就发展起来。

这些俾斯麦也不是很关心，因为他看到的，主要还是俄国式的文化现象，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的軍队，軍队看起来跟欧洲軍队也没什么两样，相当正规，训练都有各种制度保障。竟然跟法国軍队的训练模式如出一辙，俾斯麦做过功课，他知道中国也跟许多国家一样，在拿破仑战争后，都将自己的軍队，按照法式方式重组了。

既然是法国模式，那么战斗力应该是有保证的，从他们多次力克俄军就能看出。这几年欧洲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在中亚地区打败英俄联军，是因为惊人的数量，而不是他们强大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