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其中跟个人修养有关的主要是提倡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礼”需要改变之外，其他都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

至于其他的以仁德治国、微言大义和重义轻利，以谦谦君子形象规范自身来跟敌国交涉等等，都与时代严重脱节，适应不了目前的局势和国情。

目前帝国的乡村一级的学校，都已经将儒家的大多数典籍都排除掉，更多的是教育学生一些现代实用性较强，例如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之类的科目。

这种现象自然被很多儒家之人察觉，很多心有不满之人也数次进行反对，但李南这个帝王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此事也就被放在脑后了。

如今傅天仇再次说起传播儒家思想之事，李南沉吟片刻，直截了当的对其说道：“人性恶才生法度，生而有奢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贼盗，必以律法而后正，以法治防范恶欲疏导人性向善。用法治制度来约束臣下和百姓，远胜过儒家之人治。”

傅天仇闻听此言，面上不禁变色，因为他已经听出来，李南所说的正是法家的思想学说，看来帝国皇帝认为法家更适合治理国家。

依法治国不是李南的突发奇想，而是因为他的灵魂自后世而来。

看后世的各个国家，再和法家思想对比一下，不难得出现代社会的国家，其实就是以“法”治国。

相比于人性本善，李南认为人性本恶，而“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乃是人类的本性。

后世的社会，人人逐利，加上法制的不健全与不作为，逐渐在社会中形成“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的信仰，而及时更改法律，用法制来约束所有人，这才是李南认为的正确做法。

傅天仇虽然对李南使用法家思想治国颇为不满，但对方可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他只能将此事埋在心中，口中言道：“那此事臣再琢磨琢磨。”

报纸一物很多人都以为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不然，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

唐时的《开元杂报》是开元年间发行的邸报，该报系雕版印刷，质量不是很高。本身原无报名，因其发行时的年号是在开元年间，后人便称其为《开元杂报》。“杂报”是邸报的别称。

到了宋代，报纸的称谓就有许多，其中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等，一般来说“邸报”是其中最通用的称呼。

“邸报”的内容主要地皇帝的诏书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吏任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当然“邸报”的发布要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而且宋朝的“邸报”大部分都是手抄的，面向的都是官员，百姓可不曾得见。

关于报纸的职能，从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从政党机关报的角度，报纸的职能如圣祖所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上层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概括了报纸的主要职能，那就是即传播各方面的观点，附带着一些娱乐。

帝国现有的也是诏书命令的“邸报”，还没有面对百姓大众化的报纸，经过傅天仇这一提醒，李南不禁起了兴趣。

“此事可行，你看这样可好……”

傅天仇最近也调查研究了一番，想要为李南这个女婿皇帝查缺补漏，这才找到了报纸一途，也精心设计了很久，才写出这本奏折。

此事听到李南随口说出关于报纸的职能，以及报社的建立和辐射向全国的种种办法，傅天仇顿时傻眼，他万万没想到皇帝陛下竟然刚听到个想法建议，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之完善到这种地步，真可谓是天纵之才。

在傅天仇敬佩有加的目光中，李南大略讲述了一番后世关于报纸和报社的所见所知，临了还加了一句：“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办了，你直接组建个文化部。关于报纸的事情朕也就随口说说，至于行不行到时候你看着办。”

先前因为傅天仇并无官职，所以李南称呼他为傅先生，傅天仇也自称老夫，如今皇帝委任了官职，那身份就不同了。

傅天仇当即跪地谢恩：“蒙陛下信任，臣必定鞠躬尽瘁，将此事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