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顺民们发现自己的日子比为奴期的人强了许多，人人有了优越感，他们马上把自己定位到了主体民族，尽可能说字正腔圆的汉语，生怕别人听出他们属于伪汉人。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民族融合必须进行，整个中南半岛的原体制被打破，武装汉民出现在每一片沃土，保、甲、里、亭、乡镇、县、州、府一级一级负责制使得“南明”政府如臂使指。

黄胜已经在考虑升级管理体系，因为以府作为最大地方行政机构很明显已经不合时宜，是时候划分省份了，很快“南明”十个承宣布政使司和一个直隶区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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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正月，大明朝廷进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此时洪承畴的权力和袁崇焕有一拼。

内地流寇之乱貌似已经平息，辽事也不算太坏，皇帝对大明剿寇第一功臣洪承畴寄予厚望，期待他练就强军平定辽东。

练兵铁定需要粮饷，可是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如何支撑洪承畴和方地营伍练兵？

于是乎，练饷加派宣告登场，至此为止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加剧了农民负担，成为大明亡国的祸根之一。

其实“三饷”合计只不过九厘银子，折合成为粮食不过一亩田地多交十几斤稻谷而已，不至于就是大明亡国始因，有些学者就是这样认为。

其实不然，国家的“三饷”就要十几斤稻谷，这可是入库数，要满足这个条件，地方上的加派就不会少于双倍，衙差的费用、仓储的损耗、各级的贪墨都是农民买单。

这个时代亩产极低，北方一亩上田在好年景也收获不到二百六十斤麦子，加派的田税就超过百分之十接近百分之二十，地租、正税又要交多少？

如果因灾减产，老百姓那里能够靠种田得到一点点收入？

种田没有收入、得不到口粮还要倒贴，农民难道傻吗？谁还会坐着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