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办的新鲜事尽量不办，能不改的条例，统统都尽量不改。说好听点是“无为而治”，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党争，在朝堂上，官员们分派别，根据其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分为新贵派和老京派。

本来朝堂之上有人就自会成派，按同乡分派，按师从分派，但朋党之争却在赵昀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最严重的时候，只要新贵派提出一个什么观点，老京派就会有人站出来反驳，也不管这观点对还是不对，总之双方就是要为反而反，打倒对方才是他们争斗的目的，而不是解决问题。导致办什么事都难于上青天，朝廷运转越来越艰难。

不光在朝堂上是这样，就连在民间，乡党也日益猖獗，在严重的地方，乡党直接就架空了衙门。这样的例子在叶济康身上就体现了个淋漓尽致。

虽然后来赵昀派了李世澈前往江宁查乡党，但小小的李世澈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治得了这样的社会沉痾呢？每一次乡党猖獗的时候就派一个人去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左不过就是选一批最有钱人交给赵昀，杀鸡宰牛，把这些有钱人办了，朝廷例行收一回钱，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乡党们无非就是折几个人，正好顺便完成更新迭代，换一个领头的继续架空朝廷。在这往后的日子里，大家继续该怎么结党就继续怎么结党，改怎么营私，就接着营私。

总之，就这样，赵昀直接把自己兄长的江山给夺了过来，除了办事的人变了，其他通通不变。依赵昀的想法，依样画葫芦，只要守得他这一代江山不倒，赵昀这一辈子，就值了，至于下一代，下下代的江山怎么样，他也管不着了。

古话有云“富不过三代”，这种衰败定律里头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懒惰式的“无为”，实际上并不能守成，这本质上就是躺在祖宗们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金山都不够吃的。

所以现在在赵昀统治下的帝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带来了一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伴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国家运转举步维艰，国库长年空虚。

内忧只是一部分，赵昀在处理帝国内忧时候的“无为”本质上还是无能的一种表现，但说起他对外的政策，就更加让人无力了。

时下东瀛渐起，时常骚扰帝国东南部沿海一带，尤其以辽东一代为甚。与先祖们为了安邦定国抵抗外辱不同，赵昀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颇为“大度”。以至于很多人都会赋诗颂扬当朝皇帝过于“仁慈”——

赵昀为了不起战祸，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追求和平，那就是用金钱去“安抚”外夷。

赵昀选择委屈他自己，以及让自己的帝国受委屈，他也不愿意发动战争来抵御外族的侵略，而宁可花钱来买点和平。

所以当赵昀第一次得知扶桑人有在偷自己的火器时，他其实是无所谓的，偷就偷吧！谁叫咱家大业大的，随便漏点给扶桑人都可以让他们满足了。

可是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过能够满足的小偷，直到扶桑人造出了比火铳更优秀的鸟铳，赵昀才发现事情似乎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当然，此时的赵昀依旧是抱着“与邻为善”的态度与扶桑相处的，他仅仅是控制了海商，限制了海运，以免得自家的更多好东西流落海外。但另一方面，每每当扶桑人实在“买”不到好东西，干脆开始用抢的，在东部沿海发动起匪乱的时候，赵昀选择的平定匪乱的方式，依旧是“安抚为主，武力为辅”——

“东瀛小国多羸弱，而我乃泱泱大国，与蝼蚁争一寸之利，不若任其取一毫。”

就这样，靠给予敌人仁慈，赵昀也能保得天下太平，帝国安宁。

但这样的安宁只能维系一时，而很难维系一世。因为冗兵、冗官、冗费以及攘外无力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

其中当属关东王邵进安为代表的部分新贵派官员，尤为激进。

邵进安是新贵派官员的代表，代表了更加广大的新兴贵族们的利益和需求。赵昀毫无原则的处事方式，很容易就激化了新贵派们与老京派之间的矛盾。新贵派需要改革，需要整肃官场，整顿民风，但老京派不同意，他们说这就是祖制，是规矩，任谁都不可以去改变。

因为比计划里更快地掌握了神机营，叶惟昭很快便有了机会结识关东王邵进安。

叶惟昭比邵进安自己更加懂得邵进安需要什么，他开始频频与邵进安接触。因为叶惟昭是京官，还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近卫，通过叶惟昭，邵进安也对远在丹殿上的那个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