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则碑分为左右水则碑, 左水则碑记录历年的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记录下这些, 就可累积起来, 起到预警作用。

如某一次水位到达一则, 就可根据以往记录推测, 水在此位，低田无恙；

到了二则，则是水在此位，极低田地被淹；

三则，水在此位，稍低田地被淹；

四则，水在此位，下中田地被淹；

……

七则，水在此位，极高田地俱被淹。

根据这个，每次勘察到水位到了何处，就可提前推测会不会淹没田地，哪些田地受威胁，可以提前做出防范。

在渭河选定一处合适位置，宁景另外立起了一座水文站，效仿华夏的“白鹤梁”，准备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渭河的枯水水位，并以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另外，宁景颁布实施《河防令》，规定从当月起，沿河官员必须每月轮守监察河水涨退情况，并记录下来，同时朝廷派出官员沿河考察、督促沿河的城、镇、村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若遇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城和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减少损失。

最后，便是关于沿河官员的奖功罚罪，防汛期间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再论情况定处，有功则赏，有过则贬。

忙完这些，南三州的防洪事宜已然准备的差不多，时间也一晃过了新年，来到了宁景穿越后的第四年，启帝二年。

便是过年，开凿运河的事宜依旧没有停下，自十一月中圣旨到来后，南三州便开始新一轮征徭役，也幸得宁景之前强制执行的八小时上工制度，服徭役者虽然累，但到底没有将人劳垮了，而且由于奖赏丰厚，百姓们怨言也少，就算再继续征徭役，也没有弄的怨声载道。